对中国命运的思考

对中国命运的思考　　

田忠国

　　中国六十年，有三大转折，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意味着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确立，我们称此为第一次转折，也就是说，中国由革命时期转为建设时期。二是大众民主形式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折。相关资料显示，这个转折点是从1965年开始，1966年拉开了转折的序幕，直到1976年结束。从1976到1978年，是孕育第三次转折期。三是剥削压迫的回归。

　　按理说，剥削制度的回归，会引起劳动大众和反对剥削者的反弹，但实际上，令人不可思忆的是，二者不仅没有反弹，而是扶着某些人把剥削制度请回来的。这一现象说明：

一、劳动大众和反对剥削者不具备管理国家的价值判断能力。

二、由于前一个原因，党内某些左派，或因认识问题，或因主席生前受过冲击，根本不理解毛主席晚年思想是社会主义管理的法宝，而此时，反毛派借实践是检验真理之名，行翻案之实，同时也为受冲击者出气，争取他们的支持。

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套哄小孩子的把戏，竟然一招奏效，赢得了党内左派的大力支持，而且，某些人还为迎接剥削制度的回归，带头开始了理论创新活动，为颠覆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政权创造了条件。

四、全面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理论基础的文章，是　胡福明　先生的“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篇文章。有网友在“对毛泽东批判的批判”一文后留言认为，胡福明不过是个无名小卒，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其实，在战争年代，解体一个国家政权的途径是战争，但在和平年代，也就是在内部，解体国家性质的就是解除国家政权的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亡，则国家性质亡。

五、理论是政权性质的基础。所以，解构原来政权性质的基础，才为改变国家性质创造了条件。

六、所以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最严重的政治事件，莫过于国家性质的改变，因为，国家性质的改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政权的彻底颠覆。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应该对颠覆国家性质的理论“创新”文章，集中批判。我猜测，世界上不论哪个国家，都不会给颠覆国家政权性质的理论创新自由的。但是我国正相反，颠覆国家政权性质的理论创新不仅有无边的自由，捍卫国家性质的理论文章却常常成了围剿的对象。当然，这与国家性质的改变有关，但党的性质---起码在党章中---宗旨没变，性质没变，怎么就毫无管理能力了呢？

我们不妨再看看胡锦涛总书记对国家性质问题的一再警告，从上到下响应者不多，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人们对亡国问题缺乏基本的认识，以为中国不叫中国了，灭种了才叫亡国。其实，国家性质亡则一个国家的阶级政权亡，阶级政权亡，对失去政权的阶级来说就是亡国。

所以，中国到了第四次大转折的十字路口。

反马列毛主义的新大佬　吴敬琏　先生开出的药方是：“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沈水根　先生在“究竟谁是“极端势力”？谁在走“歧路”？”一文揭露　吴敬琏　先生说：

“短短一席话，高度概括了当前中国的严峻状况、三大社会势力的搏弈格局和三种前途的可能。他所说的“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其实就是西方国家那种完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道路。如果不这样，就是在走“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否则，“极左”的“另一极端的势力”，可能会“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他所说的“极左”“另一极端势力”，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左派势力，他说的“歧路”，其实就是他常说的所谓“计划经济回头路”，而计划经济恰恰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道路。吴敬琏的这段话表白了自己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仇恨什么？这就令人清楚地看到，吴敬琏完全是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吴敬琏　先生所说的“极左”，也就是毛派开出的是药方是：恢复公有制，恢复大众民主，复兴社会社会主义，消灭剥削和压迫。毛派之所以这样主张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派只有人民大众的利益，没有个人或毛派的利益。反马列毛主义的新大佬　吴敬琏　先生所谓“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　沈水根　先生认为“其实就是西方国家那种完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道路。”我赞同　沈　先生的观点，同时还要加上一句：“为自己和资改派掠夺人民大众的利益创造完善的制度保障。”而这个掠夺人民大众的制度保障，就是　吴敬琏　先生所说的“政治文明”，相反，主张建立消灭剥削和压迫政治经济制度，维护无产阶级国家性质的，都是“极左”、都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反政治文明的。

但对于全国的劳动大众来说，　吴　先生的“政治文明”是反社会主义、反劳动大众和反人类的，因为，人类总的发展趋势就是消灭剥削和压迫。所以，　吴　先生的“政治文明”是剥削阶级维护剥削压迫秩序的政治文明，是反人民大众、反人类的政治文明。但是，这个反人民大众，反人类的“政治文明”会成为中国的选择吗？有人认为不会，其实中国早就在经济制度上选择了，现在还剩下一点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有人说，这个选择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官员选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内，自建国以来就分化为两派，一派主张消灭剥削压迫，另一派是坚持剥削压迫。近三十年来，后者称前者，也就是反对剥削压迫的为“极左”或者毛左，称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经济发展机制为不发展或者崩溃，称剥削压迫全国劳动人民为发展，称坚持剥削压迫为思想解放，称为剥削压迫提供理论支持的为理论创新，称为剥削压迫提供制度支持的为制度创新，称坚持马列毛主义人的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称捍卫国家性质，也即人民大众利益的思想理论为极左思潮。既然有两派，坚持剥削压迫派就可能丧失权力，所以，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　吴　先生的“政治文明”了，也就是实施资产阶级专政了。

站在第四次大转折十字路口的中国朝哪转？

吴敬琏等反马列毛主义者认为，怎么转、朝哪转，他们胸有成竹：朝剥削压迫的“政治文明”上转。所以，他们认为应该由他们掌舵。有人则认为应该由左派掌舵。其实，在左派势微的今天，我认为，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权利，即不在吴敬琏等反马列毛主义者们的手中，也不在左派手中，而是在全国的人民大众手中。全国人民是放弃自己的掌舵权，让吴敬琏们替掌舵，还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个人认为，这就是无解之解。因为，人民大众手中的烧火棍，往往是飞机大炮的葬身工具。因为，它代表的是人民大众的共同意志。　　

人民大众的共同意志、共同信念，是世界上唯一无法战胜的力量。　

如来佛有一种功力，叫万化归一。信佛者认为那是如来佛的特异功能，不信佛的人以为那是神话传说。其实，它即不是如来佛的特异功能，也非神话传说，而是向世人传授了一个道理：万众意志、信念化一，则无所不能。我想，如果人民大众懂得这个简单道理，也就真正懂了毛主席生前为什么一再强调“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了。全国人民每个人的小事，汇集起来就是国家大事，所以，国家大事是每个人利益的体现，是全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总和。　　

现在主流精英为什么反对劳动大众关心国家大事？　　

简单的说，就是主流精英害怕人民大众共同关心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他们捞不着自由剥削掠夺人民大众了。这也是主流精英为什么反毛、反对大众民主、否定文革的根本原因。最初，人民大众跟着主流精英一起反对大众民主，否定文革，现在是否该清醒了？因为，中国人民掌握中国命运，就是掌握自己的命运。　　

　2009-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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