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搬起石头砸了“自己人”的脚！

这回极右分子犯“左倾”错误：茅于轼搬起石头砸了“自己人”的脚！　　

就在举国人民都在关注和反对“转基因”主粮推广种植问题时，茅于轼先生与其他伪精英们一样到底还是与众不同，仍然在忙赚钱——关心着同房地产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和为自己“创造”财富。　　

前些日子，佛山市的书记号召人们“40岁买房”，一向以“科学”和善于“为穷人办事”著称的极右分子茅于轼先生，刚刚针对重庆市的房产新政——为穷人造房，经他“科学分析”得出结论“不合算”后，明确表示反对不几天，这次竟来不及进行“科学”分析，立马于近日在宁波的一次活动中公开表态大力支持佛山市某书记“40岁买房”的主张。并称自己70岁才买房，让青年人先租房住。还强调了一句，父母有钱的可以先买。而且，他同时告诉青年们不要急于买房，“要先赚钱”。到底是“著名经济学家”，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赚钱。　　

“要先赚钱”也许于青年们来说还是比较有诱惑力的。就像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使大家都以为自己可以先富（当然，除了部分主张者们及其后代外，绝大多数人至今还是“待富者”），使人们高兴了好几十年才大梦初醒。但这次茅于轼先生劝青年们“40岁后买房”，也许就不那么科学了，说不定还要挨青年人的骂。他们会说：“等到40岁才结婚吗？你结婚赶上毛泽东时代好政策，可以自己不买房子，人民政府有几乎是零租金住房提供给你，而且那时的女青年也不是把男青年是否有住房作为结婚的首选。现在的人民政府有这样的低租金住房提供吗？况且，女青年的观念也变了。老东西！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于茅于轼先生来说，主要的问题还不在青年是否会抱怨，因为青年对他自己丝毫没有经济利益的损害。倒是这回因欠“科学”分析在先，冒冒失失，捡起“40岁买房”这块石头，可能砸了“自己人”——房地产资本家和部分仗房地产发财的腐败分子及炒房者们的脚，这回银行家的脚也是要被砸得很疼的。他们这些人不臭骂你茅于轼先生才怪呢。说不定你茅于轼先生还没回北京，北京的任志强就要在心里嘀咕开了：“怎么拿了我的钱反替他人消灾？我的房子造了不卖怎么办？老不死的！”。毕竟任志强与茅于轼先生是搞过“交换”，而且茅于轼先生从“交换”中“创造”了一笔不菲的“财富”收入的。他骂你几句，大概你只能是奴仆似地乖乖听着。　　

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比如吴敬琏一类的人们难道不同样认为你是在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在捣乱吗？《08宪章》派就不会抱怨你多事吗？还有那些靠GDP生存和发展的人们，说不定对你就只能是怒目而视了，因为他们到底还在人民政府里干活，不好公开说的。　　

由于本人不善于“科学”分析，就只能搞几个死数据探讨探讨。那些细账，还是留给专家们去做吧。　　

按40岁买房这个主张，今年都是哪些人应买房呢？是1970年起出生的人。他们的人数是多少呢？　　

以下是查出来的1970年——1979年我国历年出生人口数据：　　

1979    18,924,822
1978    18,831,591
1977    17,931,155
1976    20,491,797
1975    21,136,635
1974    22,874,423
1973    23,630,435
1972    24,800,391
1971    25,160,381
1970    28,012,344　　

现在我们用最死板的方法，只分析一下40岁当年买房人员的大致状况，就会有点有益的信息透露出来。
上面这些逐年出生的人口数据，是今后十年内应该买房人的基本数据的一个参考。1970年出生人口这个数： 28,012,344人，就是今年——2010年应该买房人的基本数据。现在假定他们全部存活并成长为40岁的人（假定生活水平提高了，一个都不会饿死，并且一个也不用去当黑窑奴或一个也不死在矿井里），还假定他们个个都因发展了而能结婚，那么，总共是14006172户；其中70%生于农村，那么14006172减去14006172户的70%，得4218416户。　　

这样，我们假定这420多万户是需要在城市够买住宅的人。这其中还包括了有可能在城市买房的3%左右的农村人口在内。实际上每年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远远达不到这个比率。如果达到每年3%，三十年过了，农村早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哪里还有近8亿呢。　　

这420多万户40岁的人中，当科学家艺术家教授作家律师医生领导干部至多15%左右，已经发了大财小财的约5%左右，余下80%的人，至少有15%属于下岗失业人员和5%左右的特困人员，这就是说，完全有能力买房和完全没有能力买房的人，占了40%；这40%的人至少不在今年买房之列，因为完全有能力的早已经买过了，完全没有能力买房的还过多少年也完全买不起。余下还有60%。这60%是不是能买得起房呢？我看也有大半以上是买不起的。去年中国社科院公布的数据是85%左右的人买不起房。这大概是个事实。我这里说20%的人完全有能力买房还是高估了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假定60%的人中有一半的人能够在当年买房。那么，420万户减去40%和30%应买房户后，就只剩30%的当年买房户，是多少呢？180万户。　　

我们再来看一看，每年建设住宅的总套数是多少。查了一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给的结果是“信息资源不足”。就是说你查不出每年建设住宅套数的真实数据。这很令人可疑。这个政府高度关注的住宅问题，不可能没有具体数据。不过，我想，即便能给出来，也未必可信。但不是没有办法，我查到了统计局2008年当年住宅施工面积是216671万平方米；新开工住宅建设面积47750万平方米，合计为264421万平方米；又50%为每套90平方米以下。这样取一个中间值，按平均每套130平方米计算，得当年建设住宅总套数2034万套；假定30%当年不能完工，那么能完工的则为14238万套；我们再假定60%的为农村住宅建筑，剩下的40%为城市住宅建筑，城市也有约570万套新住宅。这个数据不是很离谱，我还查了相关城市去年建设和销售住宅的情况，按我国统计惯例平均一下大体不会相差多少。　　

现在，两个死数据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是当年40岁能够购房者为180万户，我们再加上历年40岁具有超前买房能力的户数为10%的42万套（即本来是下一年才应买房的人，由于他有钱39岁就提前买），合计也才222万户购房者。另一个数据是每年有约570万套成品房提供。那么相减还余348万套成品住宅不能卖出去。　　

这里还不包括每年数百万套的二手房和一部分人继承先辈的住宅数。　　

上面历年的人口出生数据，1970年到1979年，呈逐年下降趋势，到1989年当年出生人口也只有 25,137,678人。这样，每年购房人户数大体趋于稳定。而实际上，从十年前开始，每年的住宅建设都是呈上升趋势。而自2007年起，则呈快速增长趋势。那么，按照佛山市书记和茅于轼先生的主张，房产商和地方政府就要出大麻烦了，银行也要倒霉了，至于那些炒房者，就必定是雪上加霜。有几百万套住宅卖不出去，你茅于轼帮他们扛着？那些依靠房地产发财的大大小小贪官污吏们和这些房地产资本家和银行家以及炒房者们，他们不骂你老不死的茅于轼出这样的骚主意才怪呢。　　

这样一算，我们还解开房地产资本家和伪精英们一个多年来的秘密：他们联合起来制造了住宅销售火爆的假象。大量的现房并没有真正卖出去，而是掌握在极少数人和银行的手里。这个数量最少也达到50%以上。有公开的数据显示现在的住宅空置率达到23%。实际上这是个大大缩水的数据。我们可以初步断定，2009年的天量信贷与当年住宅销售火爆假象是不无关系的。广州有些贪官逃逸后，有大批的无主房存在也是一个证据。　　

这回，我倒是真的建议那些至今没买房的人们，就按照茅于轼的主张去做一回，推迟买房。这样，80后的需买房者一旦有部分停止买房，房地产资本家和靠GDP发横财的人的财路就会受阻。但有一条，就是女青年们也要适当改变观念，只要有房租住，哪怕条件差一点或距离远一点都未尝不可。男孩如果是个勤劳吃得苦和爱学习，心地善良，觉得两情相悦，就是可以考虑结婚的，不必非要有了住房才结婚。当然，这只能作个参考。　　

为什么说这回极右分子茅于轼犯了“左倾”错误呢？因为这些年来一直主张大家暂时不买房以抵制资本家高房价的人们，正是社会中的部分左翼人士。　　

就目前形势下看来，唯独重庆市建设大量低租金住宅（比市场价低四成）的办法，上海为新上海人和青年解决住房问题，两市的住宅问题发展方向才是可取的。无产阶级急需的并非财产性住宅。　　

实践证明，即便是“经济专家”一不“科学”分析，也要“出错”。极右分子茅于轼先生这回是不是犯了“左倾”错误，捡起块石头重重地砸到了“自己人”的脚？相反，这又恰恰与重庆市上海市的老百姓住宅发展方向有些相吻合。这可能于茅于轼先生有些意外。那么，茅于轼先生是否必要再回去“科学”地分析一番呢？这件事对于茅于轼先生也许是个教训：“为穷人服务”不能太马虎。　　

（本文的计算方法是一种死办法，不知是否说清楚了）　　

关键词  住宅  茅于轼  40岁买房　　

2010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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