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提高战略决策执行力和持续力？
田忠国
在今天的中国，理论创新文章可以说车拉船载，但中国的战略决策执行力和持续力不是加强了，而是弱化了。有人可能问，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某些主流精英理论创新的基点就是解构战略决策执行力和持续力。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现实（战略决策执行力和持续力）总是走向愿望的反面。换句话说，中国理论创新的错误，源于价值选择元点的错误。
战略决策执行力和持续力，源于立国思想、立国原则的管理能力，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是由其立国的价值逻辑推动的。现在的中国，一方面追求立国原则确立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却否定或解构立国思想形成的价值逻辑，这就像一个人同时往相反的方向走路一样。
所以，中国要想解决战略决策执行力和持续力的问题：
在本文一开头，我们就说“中国理论创新的错误，源于价值选择元点的错误”，但问题是，什么是价值选择元点的错误？简单的说就是理论创新的源头。有文章认为，中国前三十年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中国后三十年坚持搞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马列毛主义就是理论创新的源头；坚持搞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剥削压迫就是其理论创新的源头。坚持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人民大众就必须当家作主、四大自由；坚持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剥夺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取消四大自由，特别是取消“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也即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根本权利。坚持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坚持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同样必须否定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弘扬以自私自利为主体的自由掠夺剥削主义。由此可知，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其源头出在理论创新上，理论创新的源头出在价值目标选择上，价值目标选择的问题出在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上。
所以，我们认为，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价值目标，解决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只会越解决问题严重。联合早报在“新中经济学者团：中国成功“保八” 却使经济结构恶化”一文中说，陈抗在会上说，1997年国企改革的长远效应一直没得到重视。他以图表说明，1997年至2007年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1%；其中在1997年到2002年之间下降7.6%。与此同时，企业与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基本等值上升，其中政府收入上涨在2002年以后仍持续。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下降最大的是工资收入。恰恰证明了我们的观点。
存在问题不可怕，关键是怎么办？
有人统计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近期讲话中，一再强调加快，最多达五十多处。这显示了中央加快改变经济结构的决心。但是，我们给中央泼次冷水，没有经济制度的改变，经济结构调整是不可能见成效的，或者效果相反。因为，决定利益流向的是经济制度，如果光讲分配制度而不讲决定分配制度的经济制度，什么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是一。其二，经济制度不仅仅决定利益流向，更决定于战略决策执行力和持续力，因为，不同的经济制度，其战略决策执行力和持续力会朝向相反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现实总走向愿望反面的根本原因。其三，因此，我们认为，调整经济结构的根本出路一在于调整经济制度，二在于构建民众问责机制。没有前者，后者就无从建立，失去后者，经济制度就失去了保障。
中国失去战略决策执行力和持续力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失去了民众问责制，准确的说法，就是人民大众失去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也即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根本权利。这是产生各种问题的根源，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立国思想、立国原则就无法恢复，立国思想、立国原则无法恢复，制度目标和愿望相矛盾，战略决策执行力和持续力就无从谈起。
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中央一再强调调整经济结构，强调改变分配制度，但到目前为止，竟然是越调整经济结构就越失衡，两极分化越严重，阶级矛盾越尖锐。为什么会这样？表面上看是个战略决策执行力和持续力的问题，但从本质上说是个经济制度的问题，大量的生产资料被国内外私人资本家控制，政府如何调整结构，改变分配？中国经济有两大目标，一是以加快推进私有化步伐为龙头，带动GDP增长，一是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而以前者为全部工作的重点。
执行后者的前提是，不得有损前者，因为前后矛盾，而又以前者为主，经济结构势必越调整越失衡。
由此可知，战略决策执行力和持续力即源于大众问责机制，即，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根本权利：“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也源于战略目标、战略决策的统一性。主流精英坚决反对大众问责机制，即，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根本权利：“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大众有了问责权，主流精英就失去了自由掠夺和胡作非为的空间。
2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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