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改派继续鼓吹“仇和新政”

研究成果将作为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管理创新和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案例，上报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一度最具争议的 “仇和新政”，至今仍不能淡出公共视线。记者近日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交流中心获悉，该中心最近专门设立《“仇和新政”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影响与评价》课题组，以深入研究、重新审视“仇和新政”。

据该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交流中心主任、博士生导　师谢庆奎　教授介绍，课题组将组织一批对“仇和新政”有所研究的专家、学者，赴江苏省宿迁市和云南省昆明市，循着仇和的施政轨迹，展开广泛、深入的调研，最后形成一份客观、系统、翔实的报告，并将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管理创新和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案例，上报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供高层决策参考。

仇和的“成绩单”：“压缩饼干式的改革”

“仇和新政”指江苏省原副省长、宿迁市原市委书记，现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主政宿迁和昆明时的一系列超常规改革。仇和曾经说：“我们要用50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走完的路程，就必须进行‘压缩饼干式的改革’。”

仇和1996年~2006年主政宿迁期间，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随后又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出售学校。为推行小城镇建设，仇和要求各乡镇沿街的房屋一律改建为二层楼房并贴白瓷砖，还规定房屋的用途；沭阳县财政赤字过亿元，仇和却以强行划扣干部教师工资和强令农民出工的方式筹资修路。仇和还在全国首推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公推竞选制度、勤廉公示制度。对仇和创新的这些制度，有关领导曾专门作过长篇批示，后来被写进《干部任免条例》，在全国推广实行……

在宿迁，仇和因强力施行这些新政，顶上了“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光环。

2007年12月，仇和“空降”昆明赴任时就表态要“扫除一切阻碍发展的思想障碍，清除一切影响发展的制度瓶颈，大力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彻底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上任不到百天，仇和有了新动作。昆明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在市里的专题讲座上，因打瞌睡被仇和当众点名批评，随后蒋文辉辞去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仇和以“零容忍”的态度处理会场陋习，让人看到了激发官员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仇和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作出承诺。昆明媒体用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份公开的昆明官员通讯录很快销售一空，仇和新政的气象迅速在春城流布。“管不住大盖帽，就要摘掉乌纱帽”；“掌不好印，就不要掌权”；“谁砸昆明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 这些带着浓烈仇和风格的“语录”，成为昆明官场的流行语。

“仇和现象”的标本意义：三级跳彰显政绩“显规则”

中央　党校　教授宋惠昌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仇和现象”，简言之就是指仇和仕途上的“三级跳”，从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再到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这样一位很个性的官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竟然三级跳得到重用，颠覆了很多人的预料，形成了一种“仇和现象”，成了又一个有争议的事件。

“仇和新政”曾被评价为“充满唐·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背离了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但更多的是肯定。昆明老百姓曾言，“求天求地不如仇和”。宿迁的百姓提起仇和，至今都会亲切地称他为“俺们仇书记”。

宋惠昌说，仇和的受重用，这对强调谨慎稳重、四平八稳、回避个性色彩的干部任免机制是一种突破；走出了“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怪圈，折射出一种积极的用人导向：宁用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争议”干部，也不用“宁肯少干事，甚至不干事、千万别出事”四平八稳的“误事”干部；是对埋头苦干、锐意进取、敢闯敢试精神的肯定。仇和的擢升表明：只要执政为民，人民不仅容忍个性官员，还能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政治舞台，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干部评价体系和用人导向上的微妙变化，政绩规则在选拔任用干部时已经日益“显山露水”。仇和的成功，完全是政绩“显规则”的受益者。

宋惠昌进一步指出，仇和还是“不争论”与“大胆地干”的标本。从广东省最近发出的“先干不评论、先试不议论、时间作结论”的“三论”中，便可看出仇和模式的生命力和普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