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人偷梁换柱--“非正常死亡”不等于“饿死”

　石仲泉　先生做客强国论坛谈到：【国家统计局的前局长“李成瑞”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他讲1963年--1958年期间，“非正常的人口死亡”是2158万，接近2200万，这个材料在1997年中国大事研究，作为一个打头文章发表，这是很负责任的。　　

    蒋正华，是退下来的副委员长，他在西安交通大学做过研究，他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700万，李成瑞比较了蒋的材料，还有一个外国人叫做“库尔”的材料，库尔的材料是2700万，他把2700万和1700万加以比较，得出接近2200万。】　　

    问题的关键是，有人偷换了概念，把“非正常死亡”改成了“饿死”。

  其实，“非正常死亡”并不等于是“饿死”。我以前也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今后要严格区分了。（所以，我附上我以前的文章，以示自我检讨。）

  现在，每年的“非正常死亡”恐怕是350万，如果说10年，合计就是3500万。其中，“饿死”的，仍然有，但是比例很少。　

【人口减少，低出生率是个很重要的原因。人没有出生并不等于被饿死，甚至也不是非正常死亡。比如“蒋正华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至1963年共死亡 8299万人；同时按这 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之人数约为1700万人（1697万人）。”——这显然是把与正常年份相比少出生的人口也计入“非正常死亡”，而南方报系、《炎黄春秋》、凤凰网、杨继绳、李锐、辛子陵、高尚全、吴敬琏等反共势力则进一步歪曲为饿死。】

    我分析，依据当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应该的“非正常死亡”可能会每年350万（现在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了，但是，“非正常死亡”也接近350万每年），6年则接近2000万（与上面石仲泉先生讲的数据差不多），所以，“三年”因为饥饿而“额外”死亡（正常年份也有，现在也有）可能会有2200-2000=200万，主要是老人和病人以及胃口特别大的人，我们生产队有一家人，家有10个女儿（当时没有这么多），也没有一个饿死。饿死人，除了客观原因，主要是浮夸风与公共食堂化、干部违法乱纪等多种原因造成的，说大跃进造成的，不确切。　　

 教训是深刻的，这是共产党带领人民建设付出的学费，人民是理解的，以前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是文革期间人民的情绪可以看出，人民对毛主席没有意见，主要是对下面的领导有意见，（“三年”最困难时，我们学校厕所的反标就是“打倒刘主席”）这也是“文革”期间农民们积极造反的原因和动力。极右派反对、污蔑毛主席和“文革”往往是矛盾百出的。

1957年“反右”以后，毛主席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研究“苏联教训”，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上面。对党中央“一线”因为急于出“政绩”而导致的“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倾向，毛主席发现后，虽然立即开始纠正，但是，在纠正的过程中受到干扰，使得纠正错误的时间延长，所以，阴暗面进一步扩大。因为阴暗面扩大，才有“文革”。以前，为了否定“文革”，把17年说得完美无缺；后来，为了什么，又把17年诽谤得一塌糊涂？

希望正义的同志们静下心认真思考，对石仲泉先生，不要“拍砖”，当然，各抒己见是应该的。　　

附旧文：《困难3年“饿死人”问题》

     一、我亲自经历的　　

1. 我家乡“非正常死人”是1960年春天。主要是老人和病人。也有胃口非常好的中年人。 　　

1959年秋收之后，大部分粮食被国家收走了。当时说是苏联逼债，许多年以后才知道，我们四川的人民，自己“低标准、瓜菜代”，粮食调给了外省，“做出了特殊贡献”。　　

上面派来检查团。“积极上进”的干部布置，在仓库里面堆些稻草，然后，面上倒上稻谷，说明生产队粮食还有很多。　　

所以，1960年春天，有人“饿死”。　　

大米大部分给了国家，糠留给集体，糠是用来喂猪的。一般人“低标准、瓜菜代”，可以过；有的人胃口大，吃不饱就搞来“糠面面”吃。“糠面面”，其实营养很丰富的，但是，必须搭配适量。我87岁的岳母说，当年死的人不是饿死，是吃糠拉不出来涨死的。这话有道理，但可能有些片面。因为我知道，我的爷爷，1960年春天去世，享年72岁，他是因为饥荒把身体拖虚弱了，没有扛过来的。我的外婆，也是这样的。说饿死，不准确，说“非正常死亡”比较确切。　　

有了教训，从1960年小春麦收之前开始，农民就“偷收”；麦收时也“偷”；到秋收时，也是先“偷收”，甚至没有怎么成熟就开始“偷”，产量当然不高。怎么“偷”？这里不说了。为什么我用“偷”？因为我不认为是偷，而是农民对“共产风”的抵抗。　　

——所以说，因为有了“经验教训”，1960年小春麦收之后，就基本上没有“非正常死亡”了。　　

国家仓库里面有粮食，就在我们生产队范围内，没有“保安”看守，但是，没有人去偷，更没有人去抢。　　

2. 我们学校的同学没有“非正常死亡”的。　　

二、听见的　　

我读书、工作几十年，接触过全国各地的人，说“饿死过人”的，省外只有河南。而且我给人说“饿死人”时，许多人将信将疑，以为我吓唬人。不过，那是30年前。现在，许多人半信半疑的是“饿死几千万”。　　

当然，我相信，别的地方也会有人“非正常死亡”。只是我没有接触到而已。比如，刘少奇同志最早“发现”的那个“人民公社典型”——河北徐水，不知道“非正常死亡”多少人？　　

三、说我手里的资料　　

      我手里一本书《核路话邮》，是我认识的两个老同志写的，里面讲到他们亲自经历的有关内容如下：　　

我国第一个原子能联合企业，1958年在戈壁滩大沙漠开始建设。1960、1961年最困难，每人每月20斤口粮，3万人，副食少，没有野菜、树皮可以采摘，所以，曾经有近7000人浮肿（注：这个数据可能为了取得支援而有所夸大）。单位组织人到祁连山、野马滩打野兔等。东北调来黄豆，甘肃支援粮食，国务院安排从各地调来杂粮，还通过各种关系，从许多地方调进奶粉、饼干、肉类等副食品。没有人是“非正常死亡”的。就这样，有些人请假回家也就不回单位了，加上动员“下放”回家的，总共有约5000人回到农村老家。也就是说，全国各地农村，许多地方比那个在大沙漠的企业要好！　　

综上所述，我认为，四川、河南的农民“非正常死亡”人数比较多，别的地方少，甚至没有，应该是真实的。河南，是因为领导要急切地出政绩；四川，是因为领导“舍己救人”。　　

到底死亡多少，我没有研究过，不应该说；但是，可以说，什么“饿死2000万”，肯定是恶意夸大，信口雌黄；至于7000万，无疑是别有用心、恶毒攻击了。　　

“非正常死亡”并不就一定是“饿死”！只要有野菜、树皮什么的，充其量就是浮肿吧，怎么轻易就饿死了？现在城市里面没有野菜、树皮，但有垃圾桶，所以，“非正常死亡”的也只是“冻死骨”之类，而不是饿死吧？工人矿难不见天日“绝食”，还坚持了多少天活着被救出来？请“精英”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