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以前在乌有之乡网发表过的部分文章修改、补充、整合成《草根情感回忆录》，目前正在言情书殿网www.yqsd.net“都市言情”连载，作者名zjd_8213701。回忆录从我的父母亲开始，讲述了解放前草根平民的贫穷，解放后，草根平民生活逐步改善历程，也讲述了“17年”存在的问题，现在正在讲述文革中亲身经历与体会、感悟。这里，摘录一段，涉及“当今腐败与文革的关系”， 以飨读者。如对全文有兴趣，请搜索：草根情感回忆录。谢谢。
贴紧上司 虽吃香但风险也大
（1968年）我曾经被军（工）宣队指派，配合一名教工（党员），到外地几个地方调查某些人的档案。党员的档案材料，要他才能看。非党员的，我可以看。有一个人的“档案”，让我刻骨铭心，里面只有一张“白条子”，条子上面写的钢笔字让我匪夷所思、哭笑不得，大意是，这人困难时期偷过生产队地里的红薯。看过后，管理人员把条子又装了回去。在天津，旅馆“紧张”，我们晚上睡浴室，每个铺位好像是0.20元。出差回到学校，我的看法与系军宣队领导的观点不同步。慢慢地，从他的语言与眼神，我读出信息：不满意我了。多年后，我才领悟，军队是“绝对服从”，把军队这套直接运用于非军队，不恰当。好在没有多久，军宣队“换防”，否则，说不定我与他们之间的别扭会进一步发展。
《新津县志》是在全面否定文革的氛围里面撰写的，但是，仍然本着良心，基本上客观反映了历史事件。下面摘录《新津县志》部分内容，反映当时的时代背景：
【1968年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由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分别与工人代表会、农民代表会、红卫兵代表会协商产生的，共推选出24人组成新津县革命委员会(暂缺3名)。 5月7日 ，举行了新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各单位、各公社，亦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1968年9月，开展清理阶级队伍，重点清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九种人。
1968年秋，毛泽东主席向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芒果，以示支持。四川则以芒果复制品转送各县，新津组织干部群众在城北公路两旁夹道迎接。公园内高搭芒果展示台，让群众集队观看。迎送和展示期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夜间放焰火，热闹非凡，耗费巨大。
196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宣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的全部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新津城关地区由“工宣队”进驻学校，农村则由贫下中农代表进驻学校。致使学校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急剧下降。
1968年10月底，于花园公社13大队建立“五七”干校。原机关人员大批入干校劳动学习。
1969年4月，为庆祝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新津各机关单位张灯结彩，轮番集队上街游行，夜间燃放焰火，欢庆3天。
1969年，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年到各社、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达1536人。至1978年，共达5427人。
1970年6月，省化工局委托彭山碱厂筹建并代管“新津芒硝矿”。
1970年，贯彻中央(70)三、五、六号文件，开展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出现了任意抓人关押，揪斗审问，随意抄家、打人等现象。
1971年，交通部新津筑路机械厂建成投产。职工约600人。该厂于1966年7月破土动工，建厂时间达5年之久。
1971年11月25日 ，商业系统开展整顿财贸队伍工作，提出“财贸队伍要清理一批、训练一批、补充一批”，大批职工受到批判，有40余人被清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妥善处理。】
实际上，“三结合”的革委会里，“老干部”重新掌权成为“核心”，造反派人物，有的因为是“李逵”被清洗，有的做“宋江”而紧贴“老干部”，当然也有洁身自好、身手不凡的。诸如“清理一批、训练一批、补充一批”什么人，当然是“和尚头上的虱子” ——明摆着的了。我家所在大队，有个原保守派头头，大家叫他王麻子，就被安排“补充”进别个公社的供销社，而且，还当了个官。只是，这个人不争气，滥用职权搞女人，后来被判刑。全国情况，大同小异。2011年10月底，《广州日报》报道，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女）一案判决结果揭晓，广州中院一审判处李启红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交易罪及受贿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2000万元、没收财产10万元。宣判结束后，李启红情绪激动，失声痛哭，说“今天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天”，又说，“我是从骨子里热爱党的，我身上还有好多好的品质。”分析有关报道知道，这个李启红，就是当年老干部“三结合”后私自提拔的，当然是紧跟、紧贴上司的。全国，类似人物不少。可想而知，后来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在那些有恩怨的地方或者单位，哪些人被推荐，不言而喻。
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政治体制”，比以前17年，已经是大不相同了，有了相互监督、相互制约；而且，因为革委会里有“群众代表”，民情可以比较快地直达。在安排工作、参军、上大学等方面，当官的走后门太明显，说不定就有人贴大字报揭露，所以，他们不能太肆无忌惮。紧贴上司的，也不能毫无顾忌，得千方百计掩人耳目。
尽管如此，抓捕江青等“四人帮”后，新津县同全国一样，也按照中央文件要求，对“三种人”进行了“清理”，有些人被“揪”到各乡镇批判，被莫名其妙地冠以“四人帮爪牙”帽子。《县志》对此没有记载。全国“清查三种人”，主要是针对剩余造反派的——包括“宋江”；而这些人，确实是“大浪淘沙”剩余的，有些人非常能干，靠实干上去的，不是靠吹牛拍马或者“潜规则”。（从网上看到，这些人现在被叫做“两案人员”。有些人，生活很悲惨。）甚至于，像李庆霖这样的人物，也遭到清洗。李庆霖就是那个1973年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困难的小学教师。1976年“四人帮”垮台，辉煌一时的李庆霖被隔离审查。 1977年11月14日 ，李庆霖在福州被捕，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投进武夷山崇安农场劳动改造。
可以说，“政治体制”又基本上恢复到了以前的“17年”。历史，真的是螺旋式发展。官员们终于明白，敢于与领导唱对台戏，敢于造反的人，最终都是悲惨下场。许多人认为，只要自己贴紧上司，把直接或者说主管上司“搞定”，就可以为所欲为。特别是宣布“不再搞运动”，许多“心有余悸”的人，也“解放思想”，打消过虑，于是，腐败势如破竹，许多人进了监狱。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腐败问题也越来越尖锐，甚至可以说，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又重新被提上日程。改，是“必须的”，但是，如何改？各种意见甚至是针锋相对的。
广大群众又是什么感受？十多年前一件事让我深刻体会，至今念念不忘。那天，我从文井老家到了新津县城，路边遇到十几个人。我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认识我。其中一个人说：那就是郑黄金，老了；当年他点了火，走了，我们后来却遭起了（意思是被当权派报复）。
我听见了，难受，但是，装作没有听见。还想说，怎么是我点火？明明是我首先被围攻的！许多年来，无论是赞扬的，还是埋怨的，都说我是“当年点火”的，我基本上没有辩解过，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费那些口舌。
最近，看见凤凰网对沈志华的访谈文章。沈志华，男，1950年出生，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终身 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沈志华说毛主席，1957年【他开始想利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开展整风，在党内他推不开，跟文化大革命是一样，他一直想搞，搞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原因是57年整风没搞下去，他还要继续搞，等过了这一段他还搞。
为什么？毛的想法很简单，他认为共产党打了江山，千秋万代传下去就得靠这支队伍，这支队伍如果腐败了，那么很快就瓦解了，他这么个思路，所以他要不断的整风。不断的整风引起党内干部不满】——这些话，非常正确，是金玉良言！
仔细想想，国家“政治”确实难办。解放战争，死亡许多人，那些作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家属，成为有对立情绪的；为了巩固新政权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又“得罪”了许多人；搞“整风”，同政权内部“变质”分子、落伍分子斗争，吐故纳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又得罪许多人；误判断、误决策，又误伤许多人，等等，这么多充满怨气的人，尽管因为自然死亡减少一些（但他们的后人可能“继承”了这些怨气哦），“平反”争取一些，但是，不断地增加，也不是个事哦！更何况，如我母亲所说，“当家三年狗也嫌”，因为“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哦！这管理家务与管理国务大同小异，无怪乎现在的党中央要求建设和谐社会，保持社会稳定！我得再次感叹：理解万岁！当利比亚受到十多个国家军事打击，执政42年的卡扎菲被击毙，许多人狂欢，巴不得我们国家也成为“利比亚”的时候，“安邦治国”的课题更沉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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