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做梦？
有人说不要做梦，做人要现实点。白日做梦，一枕黄粱!梦想还能当真?
可是，没有梦想行不行?活得太现实，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棺材不落泪，缺乏预见力和想象力，又会变得鼠目寸光，谨小慎微。小时工，一手干活，一手数钱，看上去最现实，可谁又真愿意干?
梦，只是一个比喻，甚至是深刻的人生体验。青春少年，正是怀揣梦想，才能吃得起苦，受得了挫折 ，经得起风雨，才能明白人世间的道理，成长为栋梁之材。如果有一天，“梦已经醒来，心不再害怕”，反正成功与否，都是一死，不再执着，不再努力，这人不是成佛便成懒汉了。
个人如此，国家也如此。一个没有梦想的国家，很容易苟且偷生，很容易贪污腐化，很容易四分五裂，很容易被外国列强牵着鼻子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边，南京大屠杀血流成河;那边，重庆歌舞厅寻欢作乐。这边，C型包围磨刀霍霍;那边，追名逐利浑浑噩噩。这边，祖坟遭掘国体危机;那边，个人至上娱乐至死。
一个曾经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度，一个曾经激情燃烧的国度，一个曾经令无数海外中国人自豪的国度，一个曾经有着炽烈中国梦的国度，为何变得如此现实?如此势利?如此颓废?如此放纵?
或许是天道轮回，物极必反。也许，我们曾经透支了信仰，透支了理想，透支了激情。所以，三十多年来，有些中国人变得过于现实了，堕落了，迷失了。中国也就重新变得危机四伏了。
怎么办?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既然中国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信仰危机，那就得找回信仰，找回理想。问题是，许多人不但失去了信仰，甚至害怕有信仰，怕信仰再一次失控，怕信仰过度挤压私人空间，压缩好不容易得到的个人自由。我看，习总书记正是体察到这种深层社会心理，有意回避了“信仰”一词，而改用较容易为人所接受的“梦”。其实，梦，就是理想，就是信仰，就是希望，就是追求，就是动力。
对此，一些老同志也许并不满意。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度里，居然不敢理直气壮地提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而是提什么虚无缥缈的“中国梦”，岂非咄咄怪事!另一些人却相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连提“中国梦”都害怕。他们公开声称自己没有中国梦，只有个人梦。其中，那些“一夜美国人”早已习惯了诅咒中国，已经或准备逃离中国。
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则很喜欢做“中国梦”，做各种各样的“中国梦”。梦，就允许有主观性，允许有模糊性，允许有多样性、多面性。当无数中国人参与了中国梦的讨论、构思和想象，这不就是以大众民主的方式在重建中国认同吗?如果有一天，中国梦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以至成为共同的理想时，这不就意味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地重建了信仰吗?
当然，两极分化的现实已经相当程度上撕裂了社会。用马克思的话说，阶级地位决定阶级意识。不同的阶级不可能做同一个中国梦。这话看似很有道理，但是，也大可以商榷。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四个不同的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做同一个中国梦，这就是五星红旗的含义。正是这四个阶级合作的旗帜，激起无数海外华人的自豪和热情，吸引了许多钱学森归国奉献。今天，阶级成分并不比那时增加多少，怎么就不能做同一个中国梦?
同一个阶级才能有同一个梦想，过于强调了经济基础的作用，忽视了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按此逻辑，只有到单一阶级或无阶级社会才能有同一个梦想。那么，现在的一切努力就只能是立刻消灭阶级差异，立刻消灭私有制。这种逻辑，一旦落实到政策上，必然意味着“一大而公”、“纯而又纯”，意味着忽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广泛而深刻的存在，重犯极左的错误。
怎么办?唯一的出路是，承认阶级分化的现实，努力缩小阶级差距。为此，就要有超阶级的中国梦来凝聚社会共识，增强中国社会的精气神，避免社会进一步分裂，进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当然，单有精神力量也是远远不够的。要做好中国梦，先得认真反腐败。动真格的了，大家才会有信心，才能激发蕴藏在人们心底的热情。
有人认为，中国梦是宪政梦，不是反腐梦。腐败的根源就是现行体制，因此，真正的、彻底的反腐败就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我看，这是一种右倾幼稚病。正如一个人得了重病，负责任的医生总是会千方百计延长病人的寿命，而不会轻易地说，病的根源在于人体基因，要治病必须换基因，必须杀死现有的腐败肌体。
仍然用治病救人的比喻，重建中国梦相当于扶正，反腐败相当于祛邪。扶正祛邪，缺一不可，则危情可解，生命可以重新焕发活力。许多人总以封建社会看待今日中国，即便如此，中国也不是到了非死不可的地步。一个封建王朝，寿命短则百年，长则二三百年。据此判断，中国亦尚在王朝前期，只是前期或禁欲过度，或纵欲无度，以致疾病缠身。但身体元气尚存，一旦治疗得法，走上正道，还大有前途。这就是社会中医的思路。
遗憾的是，许多知识分子受西医思维影响过深，只知道开刀动手术，轻言宪政或革命，轻言休克疗法。正是受此“新思维”影响，苏联解体了，国民经济一落千丈，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世界第二工业强国沦落为任人宰割的资源大国。
因此，中国梦得让大多数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来做，而不是让少数西方型“公知”来做。这些公知也很敏感。中国梦，是中国人的梦，必然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点，不具有普世价值。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度相信普世价值，相信公理战胜强权，相信“德先生”和“赛先生”，结果，这个普世价值梦被巴黎和会打碎，爆发了五四运动。如果说，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只是幼稚，那么，今日的许多“公知”则恐怕不单是幼稚，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在给什么强国带路呢。
说了这么多，还没有说说我的中国梦。记得大约在2008年，我去首都师范大学做过一场讲座，题目是：强大、公正、民主、法治、高尚——未来社会新展望。那就是我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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