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也可以说，如果将毛泽东管理学和人类社会以前的任何管理学相比，它是最温和的，人类社会以前从未有出现过如此温和的管理学。
在西方国家，实行的是法制的管理，或者也叫法治的管理?反正是学术上的术语一翻译成中文，那就有各种说法。但是西方国家更多地以形而上学的态度来对待法律，就是说，以静止的，片面的，僵化的观点来看问题。
因此西学中的法律，经常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必须遵守的，如果违法就必究的。因为西方的法律这个词，law和自然科学中的定律，也叫law，是一个词，事实上西方人也将它们认为是一样的，都是上帝制造的，规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
例如现在流行的说法，叫“权大还是法大?”这个提法虽然由来已久，却似乎已经成了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却是一种伪科学。事实上如果真要说大，那么当然是自然规律最大。而人类社会中的许多运行规律，也是自然规律，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一个物质运动的自然的过程，不过就是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而已。
其实，信仰，责任，宗旨，原则，这些都是应当比法大的。
对毛泽东时代的流行的妖魔化宣传，就是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法律少，是因为权力者对人民有更多的压迫，在宣传者的头脑中，权比法大就一定导致人被压迫，在压迫中痛苦地呻吟什么的。但是，我认为毛泽东迟迟不肯制定哪怕一个刑法，原因倒是相反的，是在法制社会中众多的案件有可能一个人非得进监狱的，但是毛泽东管理学却不让这个人进监狱。也就是说，迟迟不肯设定刑法的根本原因，倒反而是有更多的温和与宽容，是把许多原本按法制的原则应当进监狱的人，给放了。
比如说，按法制的原则，傅作义和李宗仁都是战犯，但是毛泽东管理学却可以让他们都在共和国当高官，部级以上待遇。这本来就是违反法制的，却是温和的，不是说违反法制地不经审判地把他们都给毙了。就是说，违反法制，都是朝着更加温和的方向违反，该毙的不毙，该抓的不抓。就是说，毛泽东管理学永远都存在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样的机会。
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大军南下，结果重用了国民党原政府的众多技术官员，而且这些官员在国民党的时期，是曾经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无官不贪的，如果认真按现代社会的标准来调查他们，可能个个都得进监狱，至少是身败名裂。但是只要他们洗心革面，就可以重新做人，努力为人民服务，成为社会的新人。
其实，在我年青的时候，那时候对于宣传枪毙刘青山张子善是宣传得很少的，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都在盼望着所谓的严刑峻法，这才把这个案例拿出来。而反复宣传这事情，已经说明毛泽东对所谓“枪毙贪官”这事情是做得少而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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