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0日
今年五月下旬去了北京几天，按目前方便的交通条件，不知多少人进出首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然而几件小事却透露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平静的喧嚣之下似乎暗藏着即将来到的暴风骤雨，久久难以释怀。
一
京城多家投资公司来资料介绍投资合作项目，要想扩大点加工能力就得在融资方面有点作为。到北京闲时总不能呆在旅馆吧，顺随友人到民间性质的“文学研究会”。非民间性质的文学机关活动谁能轻易参加?研究文学的能有什么?主办者告知接到有关机关的通知，会开不成了，于是吃饭。从接待会议的小旅馆到饭店不足百米的途中，警车警察如临大敌，虎视眈眈的注视着去饭店的行人。这样的架势，无事都会诱发出个事来。有什么可怕的!庸人自扰。
饭吃了走人，主办者十分难堪。
二
2013年5月25日下午，旁听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意外留下印象较深的是唯见五男一女的德国人，体格高大魁梧，中国人似乎成了“袖珍版”的。此事至今历历在目。后坐地铁也偶见外国人，人群中可明显见到高低差别。
亚洲人比欧美人身材相比较为低矮些。一些女同胞为了补救身材的不足，穿非常高的高跟鞋，行为多有不便，电视台、电影、歌唱演员的刻意扮高也屡见不鲜，常叹惜我们一些人无可选择的不足之处。
钱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国家似应仿效日本、越南，在国民身高的增长上有所作为，适当投入。探求变异和遗传规律，搞个“百年树人”的规划，逐步提升国民的身高，消弭缺憾。
三
不巧的是眼睛倒睫，犹如有了“眼中钉”。27日下午2点多到西城区大栅栏卫生中心，先询问说没有眼科，再了解，讲“你看谁愿意干”?找遍所有人，用无一例外的京腔说“不会干”，“没干过”，态度十分淡漠，后总算有一人介绍到三站外的什么医院记不清了。同1978年到动物园时发现倒睫，找到卫生室，很顺利的拔去。那是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子，同此服务中心不可比。相同的部门前后两个时代两种人，中国取得一点进步很快便消失在“标新立异”中。
不得已出来，从东向西走过街道仍失望的回头望去，忽然看见该中心北边的“强生大药房”，“到那边问一下”，“掌柜的”说，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又走了过去。见只有一个女孩，说明情况，女孩不敢干，态度却十分和蔼。问“有无小镊子?”药店的小袁拿出并搬了一个圆凳，老伴戴上老花镜顺利拔掉，顿时如雨过天晴。小袁还硬送了个说是自己买东西的赠品镊子，内心感激。走时询问得知女孩姓袁。
中国的事情往往错位，该干的不干，不应干的倒表现的很好，“人事配置”常常是逆向选择;或是不正常的氛围将正常的人熏陶默化成非正常的。
四
在“陕西饭馆”吃面，见了想看顾秀林、张勤德等“反转”科普宣传的陕西人。乡党见乡党，自然不藏话，述说其不欢而散的经过，被执法部门叫去询问，感到太谨慎了，根本没有必要草木皆兵。秀才能造反?能舍得那些“盆盆罐罐”?
所住的周围，沿街满是不锈钢隔离带，仿佛动物园，使人们行动不便，几年前到上海也是一模一样，城市有必要那样吗?
五
28日，返程等车还有很长一段，约5个小时，旅馆距天安门广场较近，打算顺便转一下，消磨点时间便打道回陕。去天安门广场，在东南角安检处通过输送带后让停下，因翻包检查出了 “谁为下岗工人买单”的“两页”宣传品被拒，后放在该放的地方后，再通过安检仍不允许。高科技的“火眼金睛”令人惊叹，是否时刻被技侦关注不得而知。其实去不去也是无所谓的事情，前几天也顺便去了一次。
到广场以外的地方转了转，回到旅馆想起来也好笑，国家如此恐惧，似乎时刻在担心发生不测之事，防范如战场上的兵营，为何如此的“剑拔弩张”?回忆过去去天安门广场的愉快气氛，对比十分鲜明。联系到以往去融资机构见到的中国人，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外国形式的。也难怪他们，端人家的“饭碗”。惆怅的思绪在心中油然而生。
过去说到首都总让人有向往、亲切之感，现在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种情怀了。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京城的做法有如当年的战时一样，是不是畏惧“失败”“邪路”的严密防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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