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逃脱马克思的预言，在全球一体化的幌子下，西方资本基本实现了全球资本的联合和扩张。一方面通过资本控制的媒体、影视以及各种公共信息平台来对民众进行洗脑和价值观颠覆，不断创造需求，同时又不断地进行过度生产，创造一个无信仰和无伦理的物欲横流的消费型社会，使得各种财富汇集在资本家手里，并且越来越向少数资本家手里集中，同时使得普通民众成为靠基本生存工资生活的为资本家创造财富的奴隶，而留给社会所有人的是一个自然资源遭到过渡开发的和环境遭到极大破坏的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又联合权力资本打着虚伪的自由和民主旗号来争取民众的支持以获取绝对的权力来维持资本对世界的统治和资本的贪婪。
在资本主义的铁桶包围下，贫富两极的极度分化，经济危机和文化冲突频发，西方社会也一直在呼吁政府加强对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干预。西方社会的有志之士也在努力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毛主席的理论，而且近些年加强了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研究，以探寻新的社会发展道路。
新一轮的全球向左转的大潮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一方面中国可以抓住机遇通过深化转型接轨实现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梦并向全球输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错误的转型接轨路线可能把中国带入彻底的私人资本主义。
当下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众多，要解决这些矛盾，窃以为突破口在农村问题。因为大城市的私人资本主义势力太大，而且城市的很多问题是如农村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如交通拥堵，户口迁移和教育等问题。如果农村问题解决了，城市问题也都随之解决了大半，因为中国的城市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是资源配置的问题。
东部和南部沿海城市和其他的一些大城市占有 了过多的优势资源，因而过多地吸聚外来人口，其中主要是全国各地的毕业生以及中西部农村出来的务工人员。这样一方面导致这些城市的人口超过了其公共设施和资源的承载能力，导致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另一面，又导致了广大中西部农村劳动力的流逝，使得农村凋敝甚至是破产，使得原本就在萎缩的个体家庭种植模式的农业更加的衰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占有过多优势资源的城市会吸聚更多的外来人口，农村越来越凋敝。并且这些城市努力设置各种门槛以拒绝与这些农民工共享原本就紧张的城市公共资源，而低技能或是无技能的农民工，尤其是大学生又不愿意回农村，因为在凋敝的农村，个体家庭种植模式的农业无法获得一个家庭正常的日常生活所需的经济来源，农村又缺乏企业和工厂，因而造就就了大量流民。这些为大城市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流民，始终处于社会最底层，外加贫富的严重两极分化社会现象，容易导致他们对社会不满，这也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危险。
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农业集体化和现代化，而不是农村土地私有化和金融化。个体家庭耕作种植的农业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更是无法与农业市场的资本——尤其全球资本的联合相抗衡。
如果转型能够回归社会主义路线，将改错的再改回来，按照毛主席当年的路线走农业集体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的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将农民的土地收归公有，把将农民组织起来，采用现代机械化的耕作方式和科学管理模式来进行合理的种植，并在乡镇建立各种合适的农民参股的集体制的工厂和企业，对分化出来的农民进行技能培训让其就近就业。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工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也能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农村改革最需要谨防的是，借着改革的旗号，将农村沉睡的土地金融化，使其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或是将中国现行的罪恶的房地产开发制度引入到农村。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应有政府管理和进行大的区域性规划，应给农民留有充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如果将现行的罪恶房地产开发制度引入到农村，或是使得土地集中在少数豪强手里，那么打土豪的革命就不远了，或许那会是第二次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而这次革命的目的可能会是消灭私人资本主义以回归社会主义。
实现农业集体化和现代化的同时，加快小城市的发展，进行合理的产业布局和升级，并努力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今天的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让人民群众不再有就业压力、看病、上学和养老的巨大压力，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梦的现实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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