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历史环境、现实国情，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起点和基础;而满足当代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则是推动和塑造当代中国民主的决定性因素。
当今世界各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历史原因是有差别的，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英国民主政治最早起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因此权利保护成为英国民主的起点和重点。法国民主政治起源于社会内部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出现在上下层阶级革命斗争之中。因此争取自由成为法国式民主的主题与鲜明特色。美国民主诞生于反抗外来压迫的独立战争，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等特殊原因，美国独立建国时较之欧洲国家有较大的制度选择和建构空间，即实行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双重开放。
中国民主政治的起点是外来殖民主义侵略引发的民族生存危机，救亡图存是中国近现代一切政治建设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原点。在挽救民族危亡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产生了民主政治的诉求，出现了最初民主实践。在新中国建立后，寻求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建立富强的新国家，成为新的历史任务。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题，也由此从救亡图存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在长期和反复的探索中，中国民主建设取得了自己的重要经验。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思考与比较，民主的中国经验中有四条尤为重要和值得人们关注。
第一，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把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统一起来。
从18世纪欧美工业化时代，到日本19世纪的明治维新，再到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人类工业化时代民主政治的实践经验共同验证了，保障人民权利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发展动力。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自由，权利的开放和保障，激发了亿万中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国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这是中国民主政治产生的巨大社会推动力的结果。
然而，权利保障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集中国家权力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最具特色之处。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国家权力集中的制度体现。西方舆论将中国模式称为“威权主义”，即经济自由与政治专制的结合。但中国模式与威权主义有根本不同：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并非以一人、一党、一集团的一己之私为目的之体制，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是用以集中资源，统筹安排，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战略性发展之体制。
第二，在工业化阶段，选择协商民主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方向和重点。
工业化是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和转型的时期。经验证明，在该阶段实行竞争性的选举，开放社会参与的权力通道，会导致“分配性参与”，其结果是社会的阶级与群体斗争的加剧，通常会导致社会冲突和动荡。
中国重点发展协商民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选举民主给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增加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一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扩大社会共识。协商的本质是寻求利益交集，寻求最大“公约数”。二有利于提高民主质量，让各种意见充分发出，通过交流讨论使各种意见取长补短，避免片面性;也有助于把“服从多数”和“尊重少数”统一起来。三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降低政治成本。
第三，随着经济社会进步，循序渐进不断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
民主的本意是实现多数人的统治，为什么推行和扩大民主会在一些国家导致混乱?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权利的扩大超过了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承载能力，形成了权利超速现象。权利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西方的权利观，或认为权利与生俱来，即所谓“天赋人权”;还有认为，权利是法律赋予的，法定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但西方的历史经验也证明，权利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社会进程，宪法和法律本身就是一部权利实现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观认为，权利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权利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和增长的。人们只有在具备了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有相应的权利。中国主张要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逐步地发展和扩大人民的权利，逐步提高人民享有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质量。
第四，在民主建设和政治改革中，采取问题推动和试点推进的策略。
从比较理想的状态设想，民主政治和体制改革应预先进行准备和计划，然后付诸实行。这也被称为“顶层设计”。这在历史上亦有先例，如：法国大革命后的《人权法案》，美国独立建国后创制的美国宪政体制，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新中国的一系列政治制度等。这些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机遇，这就是社会革命开辟的历史新起点和发展新空间。而改革与革命不同，不是“推倒重来”。形象地说，革命好似“新区开发”，而改革好似“旧城改造”。改革时代的“顶层设计”是罕见和困难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策略被形象地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即从实践中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是通过实验分散进行而不是轻易采取“一揽子”方案。所谓从问题出发，是将改革的起点设定于具体问题，从现象入手。在尚未认识事物本质的情况下，圈定本质的范围，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进行改革的尝试，通过部分地解决问题，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改变。
通过实验、试点逐步推广，也是中国改革和民主建设的成功策略。任何改革都必然要面对风险，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冒没有退路的风险。政治体制改革一旦遭遇重大挫折甚至全面失败，国家和人民就要承受不可弥补的损失，几代人的生活就有可能被毁坏。前苏联的改革与崩溃亦可谓殷鉴不远。因此，改革试点可以规避整体风险，可以规避颠覆性风险，本身就是退回机制的一部分。改革难免失误，只要在一定范围内则可以承受。▲(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此文摘编自新著《民主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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