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岁风满楼
孔夫子对于“成人”后不同年岁坐标给予了一些积极的话语标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之类，也早已进入到日常话语之中。孔庆东教授以其特有的风格，在时处某些年龄点时，给出了孔式标识，“四十五岁风满楼”就是其一。从字面意义上、从语句气势上，我喜欢它；出于个人原因，我喜欢它——不是实际的年龄点的意义上。
当一件件重大的事情气势恢弘地发生、悄然无声地出现，至少，对于能够感知者来说，鼓起的意象就是风满楼。
2013年，有一个法律条文修订引发了很多的议论，就是“常回家看看”。它是可以被视为某种成果的，什么成果呢？技术化、数字化管理极端化的成果，把人类社会推演为自然世界或者动物世界的成果；是法律帝国主义意识开始普覆社会的成果。它甚至连与其他一些法律规定相冲突也不顾了；如果它是想表达对于道德的关注，就不应该在法律条文中体现，如此的效果则是让它实际上成了若干法律工作者“二百五”的注解。可以类比于几年前有人呼吁征收“呼吸税”。
过去的日子里，还有对于小丑概念的深刻演绎。最受人关注的当然是日本首相安倍。很多人很清楚地看到了美国人的作用，但是如果把美国人也纳入到小丑范畴中，则是错误的：美国人不是小丑，依旧是一贯的黑老大。在这一方面，小丑概念专属一些日本政客和反映出的那个民族的糟糕的心理。不仅仅是从日本政客的表现中，我丰富着对于小丑概念内涵的认识，比如说表现上的一本正经，比如说批评他人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比如说敢于把自己的黑暗说成是光明，或者把自己之恶说成是他人之恶，等等。
有这么一段话广受关注：“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这里所说的小学、中学时期，应该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的时期。这段话是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后说的，是在住房问题成为一个大问题时说的，是蜗居时代说的，要认真做注释的话，可以这么理解：蜗居是新中国前三十年至少是前十多年的事情。关于工资，这里有费解之处，1955年币值改革前，新旧币值之比是1:10000，王蒙的《青春万岁》中就写过用两千元买一包瓜子的事情，如果是在1955年前，那37元就不是钱，如果是按照币值改革后算的话，那就是一大笔钱。我曾听一位那时在西藏工作、早已调回内地的老同志说，西藏地区的工资与内地比较，是高一些的，而改革开放初期在西藏工作的一位科级干部的工资也不过如此，而这笔钱差不多是一头牛的价格，一只羊的价格也就五元。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供应粮比如大米一斤也就一毛一二。解放初期一袋面粉钱是多少我不知道，也是需要注释才能完整地理解那个时代的。
其实，关于日本，关于日本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真正具有深刻说服力的论述，在张承志的著作中，不在学界经常拿出来说一说的《菊与刀》中，不在日本研究专家的文字里。就如关于朝韩，有说服力的论说，是孔庆东教授的《独立韩秋》，不在其他地方一样；就如对于越南，很多人一会儿说因为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对美国会如何对中国会如何，一会说这个国家反华、仇华，不值得怎样，总是不得要领，我却只是从学者孙小迎的不多的文字里，获得了完整的理解。
几年前，读到一本书《中国不高兴》，有两个说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周远孝的“话痨”和白岩松的“扯淡”。后来真的有一次机会见识到了周的这种表现，常常见识到白的那种表现。
风满楼的事情，有些，无须说；有些，不能说；有些，不愿说。也有一些，是无法说。我突然明白，包括那些说者在内，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弄明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那句话：对于无法说之事保持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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