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由于自然环境恶化而引发的人口迁徙潮。这一社会现象引起了研究机构的兴趣。2014年1月2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在北京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指出，根据过去一年多所发生的移民情况，中国环境问题的加剧成为精英和富裕阶层移民的重要原因。(2月9日《经济观察报》)
因阳光、空气、水源这生命三要素而“孟母三迁”，已经屡见不鲜。最近，有关“加拿大入籍门槛提高、内地富人压垮移民政策”的说法甚嚣尘上，顺带着，“环境移民”再度成为热点议题。调查显示，截至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3年增长了128.6%。中国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移民输出国。2011年，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人民币的国人在国内拥有约33万亿元资产，其中2.8万亿元的资产已转移至海外，约占中国2011年GDP的3%。
移民本来也是国际社会的正常现象，进进出出，个人选择。但富人移民成潮水，且直接指向“纯氧生活”，在2013年雾霾蔽日的语境下，恐怕不能不对移民现象作出环境生态层面的现实考量。《新财富》2013年的调查，认为环境、医疗水平等因素成为中国人移民的第二大原因，近70%的人认为这是导致他们移民的重要原因。当居住环境逼着人用脚投票的时候，我们固然要加大环境投入、想方设法以青山绿水留住人，但更重要的，恐怕不是把目光盯在高净值人士身上，而更应该关注那些“贫贱不能‘移’”的平民阶层。
有钱的，可以选择“环境移民”;没钱的，注定只能成为“环境难民”?这个问题也许有些烫手，却是无可规避的现实。亚洲开发银行发表数据称，早在2010年，亚洲就有3000万人口因气象灾害而被迫离开家园，而鉴于这个数字，到2020年，全球将有5000万人口成为环境难民将是一个乐观的预测。国际移民组织的报告称，到2050年，全球将会有十亿人口成为环境难民。历史而言，不少今日的发达国家，都曾在工业化初期经历过严重生态环境污染的梦魇：美国20世纪30年代就经历过10年沙尘暴;1952年的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最终造成8000多人死亡;1982年日本长崎洪涝灾害，夺取 299人性命……哮喘事件、烟雾事件，看似天灾，实则人祸。无序的粗放发展，制造了历史上的气候难民、环境难民，而在这些“人人都是责任人”的公共环境事件中，最倒霉的不是能向环境高地迁徙的富人，而是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待在环境洼地的普通百姓：一方面，他们未能从环境污染过程中获得任何收益;另一方面，在公共环境风险中，他们几乎最是“手无寸铁”——— 他们承受了环境压力，却分享不到环境红利，末了，还要为环境危害承担后果。
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环境移民，就必然有对等的环境难民。尽管客观而言，环境问题不是中国式问题，但中国在“环境移民”问题上更该秉持前瞻性的警惕。这种警惕，固然要着眼于精英与创富阶层的“驻足”，更要从民生与民权的层面，关注那些“移不出去的人”。当城镇化的经济进程遇上逆城市化的生活选择，环境投入与环境整治，恐怕就不单单是个无关痛痒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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