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在对企业家的调研中发现，随着简政放权不断深入，行政审批的门槛越来越低。但是，诸如评估、鉴证、意见书、技术性检查等第三方中介事项却有增无减，在行政审批之外又拦起了一个高高的门槛。说白了，这就是假放权，真放水，“红顶中介”正在蚕食行政审批改革的红利。(3月8日《中国青年报》)
上海已开展了五次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审批事项从2027项减至601项，减少逾七成;取消了305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五成以上。政府放权，企业家们本该为减负纷纷叫好，但实际上企业的负担却并没怎么减少，甚至还有增加。一些项目需要9～20项中介报告，整个流程长达300多天，涉及12个委办局、20多个科室，经手150多人次。仅“设计文件”审查环节，企业需要报送的中介报告材料就多达90～100多份，堆起来有1米多高。不仅如此，那些第三方机构往往是商业或半商业性质，出评估报告不但要钱，而且费用还不低，结果是，企业办事时手续没怎么少、跑的路没怎么少，时间倒更长了，费用也更多了。
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赖明认为，现在许多行政机关的权力的确是放给了中介社会组织，但很多中介机构实际上就是行政机关下属的事业单位、改制后的企业或者利益第三方，所谓的“放权”其实就是把权力从自己的左手交给右手。如此一来，行政部门的审批少了，能拿出好看的数字。但是对于企业来说，需要办的事情并没有明显减少，并且许多审批权力还摇身一变，跳出了政府的壳，沾上了市场的边，收费的自由度更大了。
一直以来，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凭借直接与政府和企业打交道的便利，很容易成为个别部门权力寻租的隐秘通道，总是有着 “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关联。不少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就是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本身就是“利益共同体”，政府部门指定或变相指定中介机构进行不合理服务收费，然后与中介机构搞 “利益分成”。他们要么以服务费、会费、协作费、咨询费的名义 “分红”，要么以高房租、超额水电费等享受向主管部门 “进贡”，要么以高息集资、投资分红的形式与主管部门结成“一家人”，更有甚者，直接将资金划转至主管部门或者所属事业单位。坊间称其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也叫“二政府”“红顶中介”。
一点都不用置疑，这种假放权真放水的把戏并非多么隐秘，有关政府部门的领导心里清楚，“肥水不流外人田”比啥都重要。他们或许会辩解，都是一个系统的工作人员，总不能让他们没有饭吃，失业了不稳定的危害会更大。而在企业家看来，这是很糟糕的解释。既然政府一步步减掉了审批权，就该交给市场，让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留一手，自私自利。改革的确到了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像这种尾大不掉的“二政府”“红顶中介”，我们早已不陌生，我们应该警惕起来，如果改革的红利被他们蚕食殆尽，那么改革失败的悲剧就会在所难免，没人愿意看到这种局面。
如何为这种改革中“假放权真放水”的行政行为定性，显然十分关键。是失职还是渎职?是不法渔利还是涉嫌贪腐?是法不责众还是阳奉阴违?……在“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动”(二月河语)的今天，我们应当祭起追责的利器，对于明知故犯的主儿，该免则免，该办则办，退一步说，都这么不“讲政治”了，还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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