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部分人都要经过教师的师道教化，在此之后会有很多选择的路径，其中一种是走进政客的政道教化。教师和政客，前者一定是职业教员，不用解释;后者虽然不一定那么专业，但毋庸置疑承担着相当份量教化的责任，因此也可以视为另一种教员。
师道教化与政道教化，可能有共同的渊源，也可能没有;所教化的对象既有重叠，更截然不同。
比如说，师道教化之下好好学习自然天天向上，政道教化之下拿出吃奶的力气加强学习却不会必然多大程度地提高素质;师道教化之下不说鬼话是一种美德，政道教化之下敢讲真话却可能是一种毛病。又比如，政道教化大讲特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但在师道教化看来，有的人或许只是在空谈，可是没有证据说他误国误在了哪里，就像有的人看起来明明在实干，可是他不衰邦甚至卖国就万岁了，遑论兴邦!多少所谓实干，却是劳而无功的蛮干;多少看似空谈，却是治国理政的箴言。
如此，则对于那些已经从师道教化走进政道教化的人来说，是不是可以认为“早知道一开始就按照政客的一套去教、去学，多好”呢?可以肯定，照此假设，那就直接教成学渣、学为废柴了;或者书生意气地认为，政客这套不行，固执地用“传道授业解惑”的一套去处理政事如何?同样可以肯定，照此假设，那就完蛋了，历史上纸上谈兵那哥们儿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
西方大哲学家柏拉图显然是教师，不是政客，他的《理想国》中有一个带鲜明倾向性的观点，即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哲学家统治的社会。我想，真让柏拉图去治国理政，他未必愿意去，更未必能治理得咋样。在这一点上，东方孔夫子的情况，估计比柏拉图好不到哪儿去。
教师虽然说书论道，可让教师去当政客，不见得有多少实力;政客虽然好为人师，可让政客去给人上课，多半立马就可以显示他只适合安排工作，根本就不该走上讲台。当然，教师做政客做得有模有样者有之，政客做教师做的头头是道者亦有之，不能一概而论。
教师的师道教化，重在传授知识、启发思维、熏陶文化;政客的政道教化，重在经邦济世、保障民生、维护统治。要说政道教化之下有官僚气，那么师道教化之下，亦有学阀气，总之都可能存在无效权威。两种教员、两种教化，很难说谁对谁错、谁有用谁无用、谁清高谁恶俗。
概言之，师有师道、政有政道，两种教化，一方面彼此有相通的地方，一方面又各有各的适用条件。从长远需求来看，师道的任务之一，是为政道做准备、打基础;而政道，又理应为师道及其余一切的道营造基本环境、提供基本保障、规范基本秩序。
尽管师道教化与政道教化并非先天不可调和，但这种调和却实实在在像一些广告词警告的那样，很多情况下并不具备模仿性。为什么?因为二者调和起来就成导师了，导师是那么容易当的么?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的么?要知道，一介书生走上政道，把人间打得天翻地覆而被人民敬奉为导师者，古今中外却不过一人而已。
(2014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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