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季，而“就业难”的形势年复一年、年胜一年，无疑应该引起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对于我国当前大学教育品质的省思。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大学教育与社会发展和需求相脱节。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力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推动“开门办学”，号召知识分子深入实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等。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政府还以各种经济手段，引导大学转变学术方式，促使学术向服务社会的方向发展，情况有所好转。许多适应社会需求的学科、专业被设立起来，大学也在经济目标的驱动下，积极开展社会服务，产生了大量应用性成果。
但大学脱离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的空疏学风仍很盛行。尤其 “解经注经”式的传统学术方式依然是许多大学知识分子学术生产的基本方式。因此，不仅哲学等人文学科学生的培养脱离社会与生活，而且一些非常“经世致用”的，甚至应该非常“接地气”的学科的人才培养，也基本上满足于从本本到本本、从概念到概念的课堂式灌输。理工学科的状况虽有不同，但脱离实际的倾向也很严重。一位院士曾指出，我国虽然已经成为学术论文的发表大国，但其中90%以上都是失却科学与工程意义的“职称论文”，问题就出在从文献到文献的演绎这一学术生产方式上。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一状况，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促进我国大学从观念到行为上向现代大学转型，使大学教育贴近社会发展与需求，真正实现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我们大学的品质就会继续销蚀在根深蒂固的 “经学传统”之中，学生也会在“解经注经”式教育的规制下，越来越疏远社会及其发展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这样的学生当然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其就业困难也就在所难免了。因此，要有效地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首先大学必须改变既有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式。
当前影响大学办学品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精致化办学的自觉而陷于严重的粗放发展之中。这些年来，政府确实高度重视教育，投入不断加大，大学的硬件设施建设、教学科研条件也得到很好的改善。但是，持续不断的扩招使许多大学人满为患，大学也放松了生均资源配置的条件约束，核心性的办学资源相对稀释了。对于某些大学管理者而言，似乎20人一个班与40人乃至60人、80人一个班，无所谓差别。因此，“大班”上课几乎成为许多大学的通例，一些大学连语言训练课程也都采用大班教学的方式进行，一些大学实验场地和设备严重不足，应有的实验课程无法按量按质正常开展，社会实践也因学生规模过大无法组织而流于形式，甚至许多学生提交给校方的社会实践证明也涉嫌弄虚作假。检验学生平时学习和训练成效的课程作业，在许多学校也因缺乏助教而不断减少。至于所谓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等，也只是说说而已。而对于教师的考核，年份量化指标成为刚性的约束，考核几近于历史上农村生产队“记工分”的形式，使教师沦为“工分”的奴隶而丧失了对于职业意义的追求。教师的职业精神由此而式微、流失。在这样粗放化办学方式下，学生不仅得不到专业上的应有训练，而且还染上了工作粗放的不良习气。许多企业之所以需要下大力气，对新入职的毕业生进行再培训，除了某些行业的特殊要求外，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大学培养过于粗放。
讨论高等教育的品质问题，还须看到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教育格局中的不利态势。我们的现实是：一方面大学教育规模持续扩大，另一方面付出高代价出国留学的学生规模也在扩大。不仅出国接受完整高等教育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一些并非一流的国外大学通过与国内大学合作，搞所谓“二加二”或“三加一”的形式，或者合作举办所谓“本土洋大学”，令许多家长与学生趋之若鹜。这种情况的出现，尽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人们之所以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接受 “洋教育”，至少是对国内大学办学状况不信任的表达和警告。如果我们对这种状况继续无动于衷，无所作为，我们就不仅会继续培养出更多难以就业的学生，还会在教育日益国际化的浪潮下，继续沦为世界教育市场中的生源输出大国，沦为世界教育逆差国或赤字国。
现在的形势下，大学应该有改造和提高自身品质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清醒地看到我国大学在办学观念和办学行为上的不足与缺陷，坚决戒除粗放化办学的陋习，并自觉地把与社会互动、实现精致化办学作为我们应有的办学行为与品质追求，这不仅是应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根本对策，也是中国大学应对教育国际化浪潮的挑战，实现持续良性发展的必要选择。要做到这一点，大学需要在教育观念、行为方式以及条件建设等方面有许多重大的改变与调整。
(作者系广州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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