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潘毅是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著名学者，在学术界享有盛誉。近日，她和合作者在香港的大风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参阅文稿《历史隧洞中的煤矿工人——回归国家?还是走向市场?》。这是一篇十分感人的文章，直面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悲惨情况，对沉溺于浮华盛世或忘情于个人处境的当代人们，尤其是对那些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学者群体，不啻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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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感动之余仍是需要冷静的讨论，为了解答文章结尾所提出的问题，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自由解放。首要原则是要促成社会控制资本、而非相反。在理论上和现实上，所谓“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究竟起到了或者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理论上，至少就潜在意义而言，国有制应该远比私有制更与这个原则相一致。那么，如何在国有制的基础上落实这个原则，也就是如何限制官僚越权、尤其是愈来愈趋资本化的官僚体系的越权?企业民主化、企业置于(同样是应该愈来愈民主化的)整个社会的严格监督之下，这是唯一出路。
从较具体层面看，“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是抵制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的必要，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特征是金融化、投机化，隐含着两种倾向。一是倾向于削弱生产性投资，也就是削弱落实上述原则的物质条件。另一是倾向于要求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的“灵活性”，这是直接的与上述原则相对立。
现实上，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所呈现的“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尽管有其种种弊端和欠缺、甚至是远远不足之处，确实是为落实上述原则建构了必要的基础。空前快速的生产率的提升和劳动就业的扩展、劳动权益的保护一步步推进、普及的社会福利制度的重建，如此种种，都是在抵制全球范围的、与国内外既有权势相联系的新自由主义化的压力下得出的。要维护和加强这些成果，无疑也是需要企业和整个社会的民主化。
不知潘毅诸位所说“国家主义者”指的是谁。我想，他们所概括的，远不足以涵盖所有的主张 “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的论者(所批评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痕迹)。他们对国家与资本等量齐观的做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上，也是大有商榷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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