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制订发布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将于2014年7月1日正式实施，应该说这是对社会关注度极高的实施“养老金并轨”方案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个改革无疑极大地推进了社会的公平与发展，但这次改革却同时也潜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只不过今天各大主流新闻媒体刊出的事业单位工资7月起松绑 3100万人有望涨薪，则成功地转移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与视线，但矛盾却终究存在着，如果不彻底改革，对现存官僚体制的放纵必将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事业单位的改革作用只能和以前的国企改革一样，失去改革当初的设想与初衷。
本次改革方案的实质，是事业单位成为公众对机关公务员队伍不满情绪的挡箭牌和牺牲品。媒体一句“有望”涨薪却将人们对官僚体系强烈不满情绪转移到对事业单位的口诛笔伐，当然这种强烈不满情绪背后大多忽略了此次改革中的进步意义和潜伏着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此次改革方案中的一些提法的进步意义，我们不应该忽略，如：个人养老金缴费不能财政买单，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由此将与机关体系松绑，根据市场调整的，有可能上涨亦可能下降……应该说此次改革对促进社会公平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和作用。但作为舆论关注度最高的公务员队伍，再次“遗憾地无缘”此次改革。作为机关的公务员队伍是中国官僚体系的最大的受益者与规则的制订者与实施者，也是民众不满情绪聚集的焦点所在，本次改革的实质如十多年前的国企改制类似，国企几乎全部承担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社会中的腐败现象和改革弊端不满。本次虽然推出体制内的“二当家”——事业单位作为转移人们对公务员队伍不满情绪的“挡箭牌”。正如国企的改造不仅没有改变公务员队伍的形象，反而造成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社会更尖锐的结构性矛盾所类似，社会收入与养老金并轨是社会的大势所趁，已经获得民意孤立的公务员队伍最终只能回归社会正常轨道。
放弃官僚体制与特权思想，实行公务机关与事业单位的收入市场化与养老社会化，既是回归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共产党对其“历史债务”的偿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就是社会主义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公正，这也是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给予社会的承诺。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出现的享乐主义导致了一些领导人出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他们打着“规范化”的幌子，建立了一整套与苏联接轨的官僚制度与福利体系，曾经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官员身份开始“高贵”且“更有尊严”起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更加明显。苏联共产党的灭亡不是偶然的，他们完全忘记了当初给予人民的承诺，特权思想与享乐主义让他们彻底失去群众的支持与信任。在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能代表工人的占4%，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仅占7%，认为代表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却占85%。中国共产党要重新赢得人民对其执政地位的支持，要重新赢得人民对其执政威信的信任，务必要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务必要实现他们当初给予群众的承诺，让社会更加公平公正。
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所有领导人中，最先意识到苏联式官僚体制必然带来严重的腐败现象和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的，只有切•格瓦拉与开国领袖毛泽东。也是古巴党和国家的三个主要领导人(另两个是卡斯特罗兄弟)之一，有着显赫地位和崇高威望的格瓦拉，因看不惯革命胜利后的一些领导人沉溺于香槟美女，毅然辞去一切职务，投入到新的解放拉美人民的革命斗争中。而作为国际共运史上另一个彪炳史册的伟人——毛泽东，同样牺牲了革命一生建立起来的威望和名誉，发动了一场旨在清除特权思想与官僚体制的文化大革命。尽管两位英雄式的人物最终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最终走向悲壮的失败命运，但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却证明了他们是“革命的先知”。
“近亲繁殖”的中国特色官僚体制在历史任何一个时期以来都是最“腐败无耻”的官僚体制，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不可避免重蹈苏联与东欧崩溃的覆辙。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我得出这个悲观的结论，一是中国所面临强大的对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二是中国自身官僚体制带来的极其严重的腐败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否定“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想，让中国走入了另一个极端——极端右倾，主要表现在“近亲繁殖”中国特色的官僚体制兼具了原苏联官僚机制与中国封建官僚机制的一切缺点，可以说是比他们还要腐朽的一种官僚机制。近亲繁殖的中国特色官僚体制主要表现在官员选拔的集团化与近亲化，这就让官员的选拔不是凭借能力而是凭借家庭出生背景，或者是与高一级领导官员的亲疏远近。“省部级干部是生出来，县处级干部是买出来的，乡镇级干部是喝出来的”，在中国官场极端盛行的这个段子并不是毫无道理。而所有的一切腐败问题，所有的一切社会道德沦落的责任，全部都是由这种“近亲繁殖”的官僚体制造成的。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名批评到的领导干部中的“秘书帮”现象，四川蓬安县落马的原县委书记袁菱“女官员甘作情妇”现象，广东梅州官员帮儿子造假档案“骗取公务员编制”现象，重庆原人大副主任谭栖伟被指违规提拔两名直系亲属为重庆最年轻厅官的“火箭提拔”现象……而通过以上种种“非常规”手段上位的官员，做出任何不合常规的“惊人之举”都是有极大可能的。围绕着“干部选拔与考核”的腐败是中国特色官僚体制中“近亲繁殖”最集中的体现，它一方面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层逐步放弃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官员选拔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干部选拔的群众路线”，现在要出农民总理陈永贵永远都不可能了。另一方面说明中国腐败的根源是来自“近亲繁殖”的特色官僚体制。
中国的腐败不除，中国崛起就无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更不可能取得成功。而要消除中国的腐败，中国特色“近亲繁殖”的官僚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而现实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决定着我们很难照抄照搬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治国治党方略。摆在我们领导人面前的，唯有结合中国的现实，充分借鉴老一辈无产阶级领袖们的治国治党方略，用强烈的时代担当意识和质朴的家国亲民情怀，彻底改革“近亲繁殖”的特色官僚体系，彻底改变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特权思想和一切不合理的现象，构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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