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发生时，我是高中二年级学生，那时的我们，风华正茂，关心国家大事，我虽然并不富裕，还自费订阅了《参考消息》，还看了毛泽东选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文革开始，我们自然以高度的政治热情积极参与。但是不久，县委派了工作组进入学校，重点批判教师，也整学生中的“黑五类”，县委还举办了全县中小学教师学习班，也是挑动教师整教师，我们认为，这不符合运动大方向，于是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还写了《急告全县中小学教师书》，揭露县委转变批判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在11月下旬，我们又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县委副书记在会上作检讨，县委书记认为他也应该承担责任，主动到会，会议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武斗行为。这个时期，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期，由此可见，文革初期整教师，是刘少奇领导和发动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是反对的。40年之后，2007年，我们数10位年届60岁的学生，从四面八方回到母校，祝贺我们的班主任80岁寿诞，感情弥深，其乐融融。企图把整教师嫁祸于领袖毛泽东和当时的青年学生，是对历史的肆意歪曲。
文革初期，最先出现的是官办红卫兵，是县委支持的，由学生中的红五类组成，我也是其中之一，开始是破四旧，组织学生红卫兵走上街头，进入人家，凡是疑似四旧，或毁、或收、或改，我去过一户人家，楼上有很多书，其中有本县县志，我在楼上花了一天时间看完了这本县志，到了吃饭时间，县委派人用板车拉了饭菜送到大街上给我们吃，伙食比学校食堂好不少，而且不要饭票。后来，县委安排各班选红卫兵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由于我们班多数反工作组，我也幸运的当选赴京红卫兵代表，赴京红卫兵由县委宣传部长带队，火车拥挤不堪，在半途还等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出任何事情，凡事不用操心，在北京等待了大概10几天，我每天去各个大学看大字报。毛主席检阅后，我们就回来了。回到县里后，逐渐形成了两派，对方是以工人为主体的多数派，我们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少数派。后来武装部支持多数派夺权，我们感到受压制，于是成为反对派，对方越是压制，我们越有精神，尽管对方给我在准备夺权的大联合指挥部安排了座位，我去看了一下就没有再去了，这就是我们县两派群众组织形成的原因。应该说，我们县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是县委发起和支持的，是转移运动大方向的，这个时期还是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把文革初期的打砸抢嫁祸于领袖毛泽东和青年学生，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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