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俗称“四大”，兴起于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运动。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加强党的战斗力，巩固党的建设有着积极的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为了巩固和加强执政党的地位，反对骄傲自满，享乐主义和官僚作风，毛泽东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并在紧随其后的1957年全党整风运动中强调：“整风是在我们党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在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引起党内外人士的高度重视，并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以党外人士为主体的自由批评的空间，表现形式有各种“鸣放”座谈会，报刊“鸣放”文章等。
“鸣放”的字面来源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一部分人主张突破限制，全面开放大鸣大放。“大放”指的是什么?把一切问题都可以在报刊上公开讨论。一时间，整风运动变得复杂起来，政治形势呈现出不稳定状态。
1957年9月20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指出：“……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抓住这种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由此，“四大”表现和深入到各个地方、各行各业。
1966年文革全面爆发，“四大”的风潮更是席卷全国。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把“四大”写入宪法，列入“总纲”部分的第13条，完全是“四大”的内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文革结束后，人们曾以“四大”的形式要求平反冤假错案，以及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1978年3月1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经中央十一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宪法修改草案，提交大会审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对“四大”的论述有两大重点，一是限定“四大”的运用是在必要的时候，并非是一种日常的民主形式。二是“四人帮”利用“四大”所造成的危害。但“四大”仍存在宪法之中。
“四大”的去留已经显而易见了，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在这以后，有极少数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而党内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各地涌现出带有政治色彩的刊物几百家。污蔑和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搞个人独裁的野心家”，号召人们“不要做独裁统治者扩张野心的现代化工具”，“不要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鼓动人们“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此时，有些人心里真的害怕了，取消“四大”迫在眉睫。
1979年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提议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四大”。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目前的形式和任务”的讲话，对“四大”予以否定。
1980年4月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建议修改宪法第45条的议案”，取消“四大”的权利的规定，同时强调，取消“四大”不是削弱民主，而是为了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
历史是前进的，不论政治框架的完善与否，人民的呼声与要求，党和国家的民主与法制都是快速有序的迅猛发展。人民渴望民主与法制，社会更需要民主与法制的倡导者和支持者。
“四大”是文革的产物吗?实践和事实是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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