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的各部委中，最受舆论诟病的有这么几个：发展改革委、农业部、教育部，我这里不说发展改革委，我也不说农业部，为什么？鲁迅先生曰：“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不敢、不愿、不肯、无须，这几点，都可以作为不说它们的托辞，特别是“无须”说。
这里只说说教育部。批评者甚至有时都懒得直接批评教育部，比如孔庆东，有人问尼泊尔一个内陆国家，怎么会设立海军部?孔庆东这样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中国还有教育部呢!
我也无意说教育部这些年的光辉业绩。
“抽象”地说些认识。一、教育部做的事与教育没有关系;二、教育部做的与教育有关系者，是“反教育”(就是字面意思)的;三、指望教育部做与教育有关的事，现在是奢望;四、希望人人都有，但是奢望就难说，但是我还是奢望“这奢望的局面”能够出现，而且是尽快也。
或问：你怎么能这么说教育部呢?并且举出若干出现在高等教育之外的、又在教育领域之内的(有点拗口)的事例，并且，它们都不是负面的。那我只能这么回答：这个反问与我之所言，说的不是一档子事。
末了，说说本来应该放在开头的题解。
1927年，“我的熟人”、北京大学教授徐祖正对“教育当局”谈教育，鲁迅先生不以为然，认为徐先生这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把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是来办“教育”的，实际大抵是来做“当局”的。“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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