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快讯报道，昨日，新京报新媒体报道河南信阳村民张志良要求政府兑现68年前的新四军借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借条的真实性也遭到质疑。19时许，信阳官方通报称，待鉴定结果及身份确定无误后，将按有关规定偿还。
4日，张志良给新京报记者提供的借粮款收据显示，新四军第五师野战军政治部军令部江克成向张炎山先生借现金叁萬元。借款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四日(1946年6月4日)。
出借人张炎山是张志良的祖父，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南向店乡人。
笔者按：笔者从最起码的军事、历史常识来客观探讨一下：河南信阳新四军3万元借条的真伪！
一、新四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新四军由留在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1941年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
二、借条的落款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四日(1946年6月4日)”。据考证，新四军第5师番号1945年10月30日取消，1946年6月仍用此番号？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军委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于1945年10月30日将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与自湘粤边北返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第359旅主力）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后任质斌任副政治委员)，朱早观任副参谋长，刘型任政治部副主任。
下辖河南军区（司令员韩东山，政治委员刘子久）、江汉军区(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郑绍文)、鄂东军区(司令员张体学，政治委员聂鸿钧)和第1纵队(司令员由王树声兼，政治委员戴季英)、第2纵队(司令员文建武，政治委员任质斌)。
中原军区下辖2个野战纵队和3个军区。中原军区的野战军和地方军达6万余人。
原河南军区部队(即王、戴所部)及冀鲁豫军区第八团合编为第一纵队，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等3个旅，每旅3个团，按第一至第九团的番号排列;原新四军五师所辖之野战军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合编为第二纵队，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三五九等4个旅，各旅所辖团的番号不变，即第十三、十四、十五旅辖第三十七至四十五团，第三五九旅辖第七一七至七一九团。
此后，中原军区战史再也没有出现“新四军第五师”这个番号。
三、借据落款为“四军”。笔者认为“四军”≠“新四军”。
一个新编第四军，当时叫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后来分裂成为几部，由于张发奎部与李济深部番号重复，于是改李济深部为“新编第四军”。
另外一个就不说了，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四、借条的署名为“新四军第五师野战军政治部军令部”。这个太离谱得很。
1、从新四军的军史来考究，新四军的第五师政治部里面不可能会有“军令部”这个部门的。就是新四军军部也不能有“军令部”这个部门。
从工农红军，解放军的军史来考究，工农红军，解放军历史上从未设过军令部。
日本海军军令部和蒋介石军令部同是参谋本部性质，即作战指挥机关，此条上竟列为政治部序列?
国军军令部前身原为参谋本部。抗战初期，蒋介石倡言战时体制，将中央军政机关改组为大本营六个部。称参谋本部为第一部。后又规复旧制，将军事部门改为军政、军令和军训三部，隶书于军事委员会。
军令部共分三厅和高参、秘书室等。一厅掌管作战计划;二厅掌管国内外情报事宜;三厅管总务。所辖陆军大学设在重庆郊区老鹰岩山洞。另在西安、桂林行营设有谍报参谋大员训练班。部内重要负责人选是在标榜全国一致对外的口号下作出各派各系的安排。如部长徐永昌属山西派阎锡山系。三个次长：一个是西北派冯玉祥系的熊斌;一个是蒋介石嫡系封裔忠;另一个是桂系的刘斐。第一厅厅长由刘斐兼任;二厅厅长先是直系徐培根，后为久任驻日粤军武官的杨宣诚。至于三厅厅长陈焯和陆大教育长周亚卫都属直系。兹专就二厅所管军事情报言之。军令部只存在于最高军事部门，国民党所有的野战部队均没有军令部这一个部门。
中共军队没有军令部，而是按照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编制，国军是按照参谋部、军令部、军需部的编制。
军令部是国军的称谓。还有，一般借粮食、借钱之类的都是由后勤部完成，什么时候成了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部门的任务了？
2、1941年4月5日，新四军第五师全部组编完毕，李先念等五师全体将领于安陆白兆山彭家祠堂通电就职。
到1941年4月10日，部队一律使用新番号，并设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五师师部机关由司令部(内设参谋处、情报处、军需处、军医处和副官处)、政治部(内设组织部、宣传部、锄奸部、敌工部、民运部、联络部)、后勤部和卫生部组成。下辖第13、14、15旅3个正规旅及第1、2两个地方游击纵队和区党委警卫团。
四、此外，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是1947年8月，而新京报报道中写的是1946年，把挺近大别山的时间提前了一年多。
五、还有一些不属于军事常识的疑点。
1、1950年左右，各地迎来了兑换借据的高峰期。张志良称，那时候祖父张炎山被划为地主阶级，于是将借据藏于墙缝里。
1950年左右，张家为何不兑换借据，原因不明。张志良的话，只能算一面之词。
2、假如证实此借条为真，这三万元究竟是银元还是国民党法币，还是当时新四军自己发行抗币呢？
据考证，解放战争时期的货币较为混乱，有从清末流传下来的银元，即大洋；有新四军印发的边区票（抗币等）；还有一种是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法币。
抗战期间，新四军及根据地民主政府发行抗日货币的机构有60多家，发行各种货币(统称抗币)27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七家银行及其发行的抗币。
抗日战争后期，法币贬值加剧，抗币币值稳定，信誉不断提高，受到人民的拥护。抗币成为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流通货币，又为进一步限制和排斥法币创造了条件。
3、经过抗战后，1946年，光山全县，也难以凑齐3万块银元！3万大洋当时那个地区，那个历史环境。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拿出来的。起码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3万块银元，可是重0.792吨！
一块银元=26.4克，3万块=26.4*30000=792000克=0.792吨。
4、借条是印刷体，证明当时如果是真的就会大量存在，字体繁简有所疑。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四军是不可能用圆珠笔书写借条的。1945年，米尔顿·雷诺才在美国推出了新型圆珠笔，并首次成功地投入商业生产。才时隔一年(即1946年)，新四军的同志们就用上了如此昂贵的笔？用得起如此昂贵的笔，还用得着借粮欠钱？
此外，“借条”的字迹有繁体和简体有交叉混用现象，书写方式也不符合当时的书写要求。
最后：孰是孰非？纸终究包不住火，真相的还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新四军3万元借条”事件何时能呈现“真相”?恐怕需要的不只是时间，还需要技术和思想力量的共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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