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疾痛惨怛未尝不呼天，未尝不呼父母也，这是一种本能反应。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在判断是非、取舍利益和情况危急的时候总是本能的想到天和父母。天是道义，父母是爱。人们总是首先用道义和爱来判断是非，很少第一时间想到法律的。所以，依法治国是暴力治国，孙子曰“为不得已”。禽兽没有法律，虎毒不食子。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仁人志士和革命英雄是用法治出来的，孔孟老庄、耶稣、默罕默德及释迦摩尼、马克思不是，孙中山和毛泽东也不是，他们全部都是在天地正义与人伦情感的感召下，自觉地投身于进步事业的。你不能强制人家做圣人，法制之下不做坏人已经不错了。因此没有高尚道德的引领，而完全靠穷兵窦武来治理国家，只能引起道德堕落和社会动乱。一个法律多如牛毛的国家一定是个道德堕落、腐败无能的国家。历史也告诉我们，虽然不能没有法律，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完全靠法制搞好的。尧舜时代不是，汉唐盛世也不是。相反，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是在严刑峻法中灭亡的。统治者只有到了黔驴技穷时才完全依靠严刑峻法。天地为第一大正法，尊道义者即合法。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不是说你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国家机器就合法了，而是遵行了天道，符合了民意才算合法，合天地自然之法。一切不合天道民心的政府都属于非法政府，人民必然起来打倒他们。政策也是如此。这就是严刑峻法不能长久的原因。从经济学的角度讲，道德榜样引导治理的成本也比法治低得多，符合俭省和利益最大化的宇宙法则。《史记·秦本纪》里面秦穆公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树一个焦裕禄树一个雷锋比制订十部法律都有效，优秀的管理者或者真正的天子绝不依靠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而是把正确的理念糅于道德，用道德正义来引导人民，风化天下。对少数顽固不化的缺德分子，不得已才绳之以法。道义引之，法律规之，这是大禹治水教给后人的。当大多数的人民都具有了高尚的道德，全社会形成了向善的良好风气，这就是《管子·五行》里说的“神明至”7了。“神明至”不是迷信，是指人民具有了神性。什么是神性?神性即是人类从盘古上帝那里继承来的、与天地日月同辉的高贵品质，是天地道德，是人区别于普通动物的根本所在，即天性，自然性，也即人性。人人都具有神性，皆为尧舜，这样从精神上就天人合一了。依法治国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产物。私有制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市场竞争，你死我活;必须靠法律来限制日益增多的犯罪。社会主义国家是专政国家，革命人民对反动派实行专政。“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说法与宪法不符。_节选自本人<神话中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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