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艾思奇同志为通俗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读书生活》半月刊发表连载文章，计一年，得二十四篇，结集为《大众哲学》。至1948年12月，共印行了三十二版。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是读了《大众哲学》，走上革命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的。这本著作能在中国革命中产生重要作用，其原因在于，它不仅仅是通俗读物，还是一本深刻的哲学著作。这里仅举一例，予以说明。
艾思奇同志在《大众哲学》第四版序言(1936)中，谈了他对认识过程的理解：“人类认识的运动，是从感性的认识前进到理性的认识，有由理性的认识升扬到更高的感性认识;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从活生生的感觉，前进到抽象的概念，又由抽象的概念，回复到实践(新的感觉)。”这已非常接近《实践论》关于认识过程的表述。在谈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时说，没有感性认识做基础，就没有理性认识，又说，“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更高的感性认识)也是一样，没有理性认识做基础，感性认识也不会走到更高的阶段。”
我们注意到，艾思奇同志把认识过程第二阶段的“感性认识”，定义为“更高的感性认识”，感性认识的“更高的阶段”。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深刻的，创新的。它的哲学意义至少有两点，其一，感性认识(或者说实践)在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上的意义是不同的。感性认识不但是认识的基础，它还可以是更高的感性认识，即成为能动的，在理论指导下的变革现实的实践。如果只注重感性认识的基础意义，忽略了能动的感性认识，就不能全面地理解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实践高于理论的品格”的一个认识论根据。其二，认识过程的任务不但是把理性认识发展到更高的阶段，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把感性认识也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如果认识过程不能提高感性认识的质量，则认识过程本身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会趋于停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重在改造世界的一个认识论根据。
艾思奇同志这里说的是人类认识的一个具体过程，不是人类认识的总过程。但由于他提出了更高阶段的感性认识的观点，根据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的原理，则可得出理性认识又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前进的结论，客观上为提出人类认识总过程准备了一定条件。艾思奇同志没有完成提出认识总过程的哲学任务，这个任务是由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1937)中完成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艾思奇同志写这个序言的时候，年仅二十六岁。考虑到《大众哲学》的发表早于《实践论》，艾思奇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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