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技术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在不断改造和提高本民族思想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加快了人类向现代文明迈进的步伐。然而，我们发现，在接收大量的西方现代思想的过程中，似乎只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进行了笼统的吸收，未能真正的汲取西方现代思想文化中的精髓，也未能真正学习到那些对本民族，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极为有用的东西。各工业领域，在引进和接收大量的西方先进工业技术的同时，却未能掌握西方完善的管理技能，尤其是人文思想方面的“软技能”。
尽管许多年来，我们对西方现代政治思想领域也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不断的融合，但更多的是局限于“理论研究”的范畴。在具体的实践和实施上，似乎仍忽略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由于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的不同而产生的巨大心理差异，在西方同样的事情由我们来操作时却由于理念的不同而屡屡变形和扭曲;忽略了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必须适合中国国情，并有利于中国新形势下“改革”的这一重要前提。结果，中国的经济虽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增长，然而全社会形成的价值观念的扭曲、道德观念的丧失和法律观念的淡化，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全民族所形成的社会观念既不是传统中国式的，更不是西方式的，而更象是一个“混乱的大杂烩”。这个“杂烩”不仅连中国人认为最“开放”的西方世界不愿吃，连中国人自己也不愿下咽。
二战以后，尽管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如出现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恐怖主义”等，这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思想政治观念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的产物，也是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为维护本阶级利益而与其他阶级形成冲突的历史反映。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西方在给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这是非常需要我们鉴别和区分的。
然而，西方现代思想政治观念毕竟是建立在几百年来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先进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上，是建立在推动人类“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的。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功，绝不是单纯的某个国家为了“经济增长”之需要，更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为了“发财致富”之需要，而是欧洲许多“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思想家们不断探索和追求人类的“新思想”和“新思维”的结晶;是建立在对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信仰之上;是思想文化的进步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当欧洲取得“工业革命”的胜利而进入现代文明的时，中国还处在十分落后的封建社会，其思想文化观念是同样愚腐落后的儒家礼教。一百多年来，中国在如何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和先进技术方面，一直曲折不前。国家的有关领域，在享受西方领先的科技成果的同时，急功近利，只注重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而未能更加注重研究和学习西方如何形成先进技术的思想文化的源头和基础。
如今，我国的经济建设飞速的发展，发展速度之快令世界瞠目。然而，就象世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发展必然有其规律，也必须遵循这个规律。如果违反了规律，凡事太快了，就必然的出问题。庄稼和植物生长得太快，就必然变味或变种。于是我们就能领会，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也需要有一个健康的政治和法制环境，需要有一个适合经济发展的思想文化，或经济发展与思想文化、法律等并行发展的人文环境。如果缺失了接受这个增长和发展的土壤和环境，即必要条件，那么这个摧生出的经济就会出问题。
中国在学习和接受西方先进文明和先进工业的一百多年来，似乎始终未能像日本和新加坡等国那样，在学习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的同时，更加注重研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并加以吸收和融合。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就曾对西方思想文化作过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成效。同属华人的新加坡和香港，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人文思想及政治思想领域，都取得了高度发展和成功的例证，也充分说明了，科学的吸收西方思想文化中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比学习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会更有意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这样说过，“现在新加坡人大部分是华人的后裔，他们的祖辈来新加坡时大多是文盲。新加坡现在所取得的成就，应该归功于英国先进的思想文化和体制，而绝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华夏五千年孕育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也诞生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然而我们不能再沉湎在自己“灿烂文化”和“文明古国”的梦榻上。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震撼人类世界的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就能让我们在振兴中国，实现强国梦的道路上找到更大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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