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我一向是相信鲁迅先生的说法的，多年的经历使我明白，先生那些触动过我的观点、认识，凡我所怀疑者，事实总会作出证明：是先生说得正确。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先生的这句，我当然也是信服的。
比较，是现时使用得普遍的方法。很多年来，一些人就是用比较法，在歌颂“常凯申”先生“迁台”前那些年月的光辉;一些人就是用比较法，控诉甚至诅咒新中国“前三十年”的。
这其实不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比较法，而是立场先行的貌似比较法。鲁迅先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这话的呢?先生是说，要对某事建立起正确的认识，需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各方面的材料，从中进行比较，才能避免上当受骗。而那些貌似比较法，连技术层面的要求都达不到。比如说，为了彰显国营经济之恶(也就是为了彰显市场经济之光鲜亮丽)，在课堂上，在演讲中，以及在其他某些重要的场合，有一些人一次次地举出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说是某两家生产不同产品的厂子，不过一条马路之隔，甲厂需要乙厂的产品，这就需要造计划，接着要一层一层的审批……如果是市场经济，直接买过来不就完了吗?于是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高下立判。
看出问题来了吗?要比较这两种经济体制的好坏差异，不仅需要有案例的比较，更需要有总体的分析;就是在个案中，也需要作出证明：出现的情况是普遍的还是特例?如果是普遍现象的话，是体制的问题还是机制的问题?换一种问法，是需要把体制推倒的问题还是可以在体制内进行改善的问题。还可以继续追问，我想，这才是比较。鲁迅先生不是说了吗?“多翻，翻来翻去，一朵翻，就有比较。”
关于比较法，不一定是出于立场先行的人们也有毛病。
每逢重大节庆，正式的媒体就会有通过比较来展现新成就的言说。我不是说这不行，是想说，比较还得讲点科学。
最糟糕的比较法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GDP是多少，现在是多少，增长了多少倍，人均收入增长了多少倍。——我一直没弄明白，以前直到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个年份，国民经济统计是用GNP，与GDP是不同的统计法，统计部门是如何换算的，换算了没有。——这里面毫不考虑币值的变化，时间一长，差异性极大的币值放在一块比，能比出什么来呢?
这方面，份额比较还多少有点靠谱。
不管怎么说，比较总有一个目的，如果只是为了面子，为了空洞的虚荣，有必要大声嚷嚷地比得不亦乐乎吗?数字也许并不骗人，但用数字鼓起来的某种心态，常常是骗人的。
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数字还没有那么大的魔力，也没有数字崇拜这一说。先生所言的比较，根本就没有把数字比较放在眼里。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说法，这其实就是一种比较，比无数的数字(那时的数字远没有现在这么好看)更能说明问题;近在这些年，不是有人感慨“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但怎么就开心不起来呢”，这也是比较，比用多少数字模型、定量分析出来的结果更真实地反映了变化、世态人心。
写这短论，心里其实一直有一个小疙瘩在那。党的十八大提出，第一个一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迅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就提出来了。认真的看看、听听，舆论也罢，指标体系也罢，仍然深陷在数字之井里不能自拔;“全面”的内涵有被掏空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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