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实事求是
谢立勋
实事求是，是确保工作或行动在符合实情中作出正确决策的基本原则，因此我们对实事求是是认同的，也只有实事求是，才会产生好的结果。也就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是一种智慧和能力的体现。不过我们现实中虽然都爱打这个牌子，但实事求是却有真假之分。
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他在实践中的确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才体现了他非凡的智慧，并成就了他的辉煌。
在革命始期，中央决定攻打大城市，再取得全国胜利，学苏联模式。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暴动，结果因力量悬殊而导致大败。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放弃继续攻打大城市，退到反动势力薄弱的地方，保存革命势力，从而开辟了井冈山红色割据的道路，并由此而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当时却遭受了一些傻蛋和权力者的不理解和批评。
因为蒋介石没有真正统一全国，只是名义上是国家领袖。因此毛泽东根据这一形势，建立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一方面可以掌握更多的情况，结交更多的朋友，以便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也不会被孤立;二是可以分化瓦解敌人，壮大自己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在蒋介石以强大的军事围剿薄弱的红军，红军不得不离开井冈山根据地时，从而有了长征路上非敌对分子，陈济棠给红军让了一条路，使红军能从湘桂边界走出井冈山。
毛泽东在井冈山粉碎敌人的围剿取得胜利，就是他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驻我扰”。这实际上就是根据实情作出的科学决策，也就是真正的实事求是。那种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法，是没有实事求是的，没有分析到自己的势力不足，因此只能获得失败。
当时红军极端困难，物质条件差，红军长征时，不得不带上这些宝贵的物质上路，为今后的使用作准备。结果导致在湘江战斗中，红军因行动缓慢而损失惨重。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危急形势，提出了要打烂坛坛罐罐，轻装上阵。在当时命都保不住的情况下，还要这些物质有何用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保住自己的力量，好为今后与国民党作长期的抗衡。但当时毛泽东提出的观点，被一些只注重眼前利益的人质疑，或者为这些物质感到可惜。
因为能轻装上阵，才有了长征路上的“四渡赤水”的神奇。其实四渡赤水，也是迫不得已，并非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后的头脑发热。因为渡过赤水后，前有蒋介石军队堵截，向前一定是钻入国民党的口袋。于是反其道而行之，让国民党意想不到，重新渡回赤水，让蒋介石慌了阵脚，不得不改变其部署。毛泽东还没有让其明白一个究竟，又再渡赤水，四渡赤水的灵活战术，最后冲破了国民党的防线，进入四川。四渡赤水，也是当时的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当时毛泽东也想立即突出国民党的包围，但形势不行，就不能按主观意愿去做，只能实事求是地根据不同情况来应变。
在延安时，许世友等未经请示，擅自下山，加之是四方面军，被冠以逃跑罪名，被判处死刑。而毛泽东实事求是，认为他们是打仗心切，不能因为他们是张国焘部下而屈杀自己的干将。正因为如此，从不服人的许世友才由衷佩服毛泽东，而跟定了他。
国民党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员，这难道不是刻骨仇恨呀!但当时的形势只能与国民党合作，一致抗日，才能既挽救党，也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因此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一片喊杀之中，毛泽东决定走联合抗战的道路，正因为这一英明举措，因此共产党在抗战中日益壮大，最后夺取了全国胜利。
毛泽东在夺取全国胜利后，按照他的个性，是要将一切国外敌对势力清除出境，因此在中国上百年的租界，被毛泽东一扫而光。但毛泽东根据当时国际不承认共产党政权，被封锁，难以有看世界的眼界，难以有交流的渠道，因而无法获得有效发展。毛泽东根据实情，留下香港，作为新中国瞭望世界的窗口，也作为科技人员和新技术引进的通道。因此钱学森等科学家从香港踏上了回国之路，新技术从香港进入国内，从而在短短的20多年中，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人硬是抬头挺胸地站立起来了，两弹一星，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不是毛泽东当时创下这个伟业，我们今天在一个花钱买平安的思想下，不知还要受多少委屈。
为了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一方面与不摆架子的非洲兄弟建立好关系，一方面暗示与中国最大的敌人美国改善关系。因此由非洲兄弟将我们中国抬进联合国，也让国际头号强国的首脑主动到中国来建立关系，让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也为今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为了实事求是，当时中国人已经迷信了我们的老大哥苏联，一切均只能按苏联模式进行，所谓言必称希腊，严重地影响着我们的独立性和实事求是地发展，从而进行一场思想洗礼性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思想意识上的一次革命。只不过出现了一些技术问题，有些人认为破旧，就是将一切旧东西打烂，结果导致了这一运动的副作用。因为这一运动，中国人民真正能当家作主了，扫除了思想深处的一些陋习和奴性，人们素质普遍提高，干部的素质和在群众中的口碑，决定着干部的升迁命运。
不过有许多人将一些浮夸风、反右中的一些问题归咎于毛泽东。其实后来我们发现，毛泽东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毛泽东总是根据实情作出决策，即使有一些问题，也是在一段时间里被人蒙蔽糊弄而已。我曾写高产田与今天的富裕户及深圳发展的文章。高产田是将周边田的稻谷放到一丘田里，然而成就了高产田。今天的富裕户是将全民的资产据为己有成就的。80年代的深圳发展，也是举全国各省之力，成就了深圳发展。这也是后来朱镕基对内部地区的湖南省主要领导说：你们这是穷帮富。从这些实情来看，他们是有何等的相似之处呀!这是谁主持操作的错呢?我们应该心中有数了。当时划右派分指标，后来在八十年代严打时，杀人也分指标，最近又报道，殡仪馆火化尸体也分指标，导致他们只好买尸体火化。从这一点看，有许多我们反对的事，不是毛泽东做的，而是一个善于撒谎的人最擅长的事。但毛泽东作为主要领导是有责任的，这一点毛泽东主动承担过责任，作过检讨。
我们国家一直是自认为实事求是的，但后来一段时间的实事求是则是让问题此起彼伏，这就证明是假实事求是，没有大智大慧，只看到了儿戏般地治国。如刚刚改革开放，公安部门也搞有偿服务，因此办案出现了许多漏洞，富人家与穷人家出事，公安一定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和热情，以至于犯罪分子猖獗，没办法，只好严打，因此分配指标，导致有些罪不致死的人在指标中断送了性命。
为了整肃党风和干部作风，成立了纪委，结果干部中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因为纪委的指导思想不正确，对于干部的作风问题不过问，而对干部的经济问题则尽可能多挖，以便纪委有更多的经费为工作人员谋福利。因此干部们作风尽管差得让群众目不忍睹或痛心疾首，但纪委照样存在，腐败照样发展，以至于引起了6月4号的风波。纪委的存在比没有纪委时，干部作风更差，这应该是不实事求是的原因吧!
原来审计部门就设立在财政门下，为了强化，将审计独立出来，结果各单位的财务审计比原来统一管理还差了许多。因为管理水平的低下，机械按条文，不实事求是，没有正确的辨识能力，因此上级只好又搞指标规定，经费包干等，最终是财务的监督职能削弱了，各单位的花样多了，没有贪污，但经费的漏洞却比有贪污更严重。可想这又不是实事求是的作法，从而让形式主义贻误了管理。
最后我们国家是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成立一个什么办。也就是所谓专项治理，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会根治，只会应付。因为干部的素质太差，导致社会风气低下，人民群众利益得不到保证，人们上访，上访无果，人们就集体闹事。为了确保稳定，就成立“维稳办”。要加强绿化，就建立“绿化办”或“创森办”……
什么百日行动，什么专项督查，什么暗访明查，这一切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都知道这只是一种形式，表示干部们在做事。至于有意义否，有效果否，那就只有天知道。
看来不真正实事求是的领导者，就犹如曹刿所说的“肉食者鄙”。如果一个地方治理不好，那么这个领导就一定是一个可鄙的肉食者，人民群众有权利将其推上审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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