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沿革发展的角度而言，智库并不是新鲜事物，历代治国理政都需要智库和参谋助手作用。比较知名的智囊有张良、陈平、刘伯温等。与此同时，绝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却是碌碌无为，有时候看不清历史前进的方向。比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全面取消分封制改为郡县制，理解的人并不多，反对的人却又一大堆，唯独丞相李斯力排众议，把郡县制坚持了下来。甚至到秦代灭亡，汉代立国达100年之后，司马迁作《史记》，还将秦始皇未建立分封制视为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刘邦虽然看重张良、陈平，却并不是对所有的儒士礼遇有加，有时候他会显得很傲慢，这可理解为他看到了太多无用的智囊。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一边复兴中华文化，一边却被一批儒生迂阔无用搞得很恼怒，建立的国子监很快被关闭。诸葛亮也曾经讽刺过某些儒生：下笔虽有前言，胸中实无一策。到了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经常与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如胡适、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往来，这些人经常向他灌输“民主、宪政”思想，大力鼓吹“实现民主选举对国民党有百利而无一害，只会巩固国民党执政地位”的高论，这不是献策而是坑爹了。
不要以为只要是博士、留过洋的，不要看到挂着教授头衔，就仰慕得很，推崇备至，就一定很高大上，就要重点培养，给钱给物，还要经常性的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看到冒着土气，学历不高，忠实执行党的决议的各级党政官员，好像没有那么高大上，看不上眼。恕我直言，目前中国各级官员的水平大大超过大学教授、博士。尤其是不要看到某些网友，不识时务不知好歹，乱七八糟的讲了一些，好像也没有讲到点子上，其实我们很多网友还是很有才华的，经常性收集网友的意见，可能不会比大学教授差。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的领导核心一边用智囊，但是从来不被智囊所左右。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主要方面是自己决策，但是也有胡乔木等为其提供文稿服务。邓小平上台之后，继续使用胡乔木等。但是显而易见，二者的施政方向和重点完全不同。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大家公认他是当今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智囊。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前后三任总书记都非常倚重，信任有加。王沪宁也一直从事中央大政方针的制订和文稿工作，其理论水平和文字功底炉火纯青，非常善于综合和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建议，高屋建瓴统揽全局。读了他起草的文稿，确实有如沐春风、心旷神怡的感觉。
总体来说，中国当代面临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相当多的所谓智库其实是不称职的。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包括吴敬琏、厉以宁等所谓经济学家50人，其实都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他们设计的改革方案说到底就是抄袭国外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对于他们来说，深化改革的同义词就是全面抄袭。他们根本不能设想不敢设想想不到竟然还可以不依照美国模式，设计出一套中国自己的改革方案。恕我直言，中央对于这些智囊，根本不要给予太大希望，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大。对于这样的智囊，从技术上使用他们是合理的，如果从政治和政策角度听从他们的建议，将很有可能导致无无法挽回的颠覆性后果!执政者不能不慎重!
硬性要求党政采纳智库意见建议并不合理。这次意见提出“党政机关要积极采纳智库意见建议”“智库要提供直接可以使用的方案”，个人认为这些提法一般性的提是可以的，但是硬性规定就不好了。主要理由是：权力与责任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行使权力就应该相应的承担责任。试问，如果在采纳智库意见的基础上的决策出现问题，到底该谁来承担责任呢?如果智库能够承担完全责任，那么要求党政机关采纳智库意见建议是合理的。如果采纳智库意见建议出现问题，智库不承担相应责任，责任全部在党政机关，那么要求党政机关采纳智库意见是不合理的。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关系到全体民众的利益，自然应该由职能部门统筹协调，由职能部门承担政治责任。交由社会公众讨论协商，各方接受才行。如果所谓的智库提交方案直接使用，那么还要职能部门干什么?干脆直接撤销得了!
当今社会日益复杂，很多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的智库也并不是一个声音。在这个时候，我们尤其需要那些统揽全局敢于承担责任和风险的政治家来作出政治决断，决不可交给所谓的智库手中。刘志军当铁道部长的时候，到底采用什么技术、标准，各个专家莫衷一是，很多人冷嘲热讽，刘志军都不当一回事，力排众议，一个口子对外，以很低的代价，压迫各大国际巨头向中国铁道路转让专利和技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标准的高铁体系，短短几年之内，中国高铁一跃成为世界第一，成为中国经济一张名片。试问，假如不是刘志军独断专行，而是交给什么智库讨论、交给智库来设计方案，中国高铁何以发展的如此迅速?我要说，只有懒官庸官才会一味依赖智库，真正有作为有思想的官员必定要自己的思想，并在统筹全局综合协调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将其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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