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不仅仅学历史的人懂，除了因‘何不食肉糜”之言而贻笑天下的晋惠帝之类的白痴之外，恐怕连最普通的百姓都懂。所以有人说，政治学的核心其实就是“人心”。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经营着政治的精英们与老百姓的唯一区别在于：精英们可以用各种极为隐蔽的手段蒙蔽甚至愚弄百姓从而达到操纵与操弄人心的目的。这种现象在西方选举式民主的国家里最为常见，但这显然不仅仅是西式民主的专利，在中国也可以找到大量相同或者类似的案例。
由于政治精英们深谙欺蒙之道，所以普通民众往往容易被他们的伪装的表象所蒙蔽与欺骗。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欺蒙人心的历史典故就是“王莽谦恭未篡时”。
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人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则被朝野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作是“周公在世”。公元8年，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之所以最后成功夺权，完成朝代更替，关键在于王莽善于伪装和隐蔽，用伪装的“善”来欺骗笼络人心，使得所有的人被他蒙蔽，把他当成力挽狂澜式的人物，寄希望于他拯救行将崩溃的汉政权。
其实，王莽式的人物在中国的各个时期层出不穷，只不过表现形式与采用的手段不同而已。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善于“伪装”、善于“隐蔽”，以“伪善”来欺骗与笼络人心，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为什么王莽们通过“伪装”与“隐蔽”手段很容易就能轻易地欺骗与笼络人心呢?原因主要有两点：一、利用了普通人的“善良”以及人心普遍对“善”的渴望;二、利用了普通民众很容易被暂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的弱点。
中国有一句俗话：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即使是普通人之间经过长期交往也很难达到知心的程度，更何况对于那些工于心计与谋划、善于通过伪装刻意隐藏内心真实意图、且仅通过其言行而无法通过长期交往来感知的政治人物，要窥探其内心的真实想法与动机更是几乎不可能的，更不用奢谈普通民众会将某一个政治人物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维度去观察了。所以，能够感知并能识破王莽之类人物的人必是那些高瞻远瞩、目光如炬、充满智慧的智者，而这类智者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寥若晨星。
在王莽们的眼里，人心其实就是一种“消费品”，在透支消费的时代，人心也成为了可以透支的消费品。消费品的价值就在于使用，当其使用价值被消耗殆尽以后，消费品也就变得一文不值了。等到“消费品”恍然大悟的时候，消费者的消费目的也早就实现了。
这里不妨举一个众所周知的“百口棺材”的故事。某君，据说是明朱元璋嫡传子孙，首辅宰相，上任之初，曾经发誓要用九十九口棺材来装贪官们，剩下的一口留给自己。当历史的时刻凝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为之动容，为之倾倒。人心的天平在那一刻发生了彻底的倾斜。
那时，山人只不过是一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不谙世事(更不用说谙政事)的懵懂青年，跟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普通民众一样，幼稚地以为中国出了一个“铁面判官”，并为之感到欣慰。然而，当时光过去了十多年，山人也由当时的愣头青日渐成熟起来的时候，再回望十多年前的那一历史时刻，终于明白了：那个充斥着“买断”、“下岗”、“MBO”这样关键词的时代，只不过是集团内部用“百口棺材”、“地雷阵”……等做道具，分工合作精心安排上演的一出“双簧戏”、“苦肉计”罢了。因为只有在这些道具的掩饰下，“双簧戏”、“苦肉计”才能取得以假乱真的效果，才能为即将接下来的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运动笼络与争取人心，最大程度地减少阻力。那一次，“人心”成了最大规模私有化运动彻头彻尾的“祭品”，也彻头彻尾成了权贵们与极少数精英们(地方官僚、企业高层管理、民间资本家)共襄盛举的“贡品”与“消费品”。
所以，只有将政治人物的言行放到至少二十年以上的时间跨度去进行观察，人们才会真正的“大彻大悟”，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不畏浮云遮望眼”，才有可能接近真相。
于是，山人开始对任何政治人物的言行持谨慎观望的态度，不会轻率地下结论。这样，至少尽量避免自己的那颗心成为权贵们的“祭品”、“贡品”或者“消费品”。
于是，对同样充斥着“反腐”、“混合式改革”、“甩开膀子”、“全面深化”、“市场决定”这些关键词的语境下，我们不得不去重新审视若干年前最终把广大人民群众推向“地雷阵”与“万丈深渊”的年代，甚至更久远的“代表”时代、“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向共同富裕”与“猫鼠理论”的时代，对其中的动机不得不更加审慎与警惕。人们应该从围观“安邦路线”以及最近发生的狗咬狗式“胡郭互揭老底”事件中发现某些玄机。
在此，山人也想奉劝那些拿“人心”作为“祭品”、“贡品”与“消费品”、不断踩踏“道德底线”去试探“人心”承受极限的人，小心过度消费会引发系统崩溃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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