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经济本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经济，其与个人利益关系紧密，因此也最能触动人们的私欲神经，调动人们的个体积极性。因此，这种自发的能动力，对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与进步来说，是有益的。过去搞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最大缺点是失于细微，即有很多计划不到的地方。而私有经济的则可以填充各种计划不到的空隙，甚至是阴沟暗道（如地沟油）。所以，与西方的私有一同打包进来的，既有好东西，也有糟粕甚至是流毒，而邓小平说的：“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其说的也是这。
这类的腐朽若只是流传在经济层面，无非是你奸我诈，淫靡胡乱什么的，也不难治理，可若是反映在干部队伍中并形成异化，那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干部是执政的关键。
所谓“异化”也就是变质，用旧话说也就是“修正”，或是“和平演变”。
官员贪腐就是属于执政异化。即执政本来是为公的，可却变成了谋私，所以才变质，才异化。而这还只是局限于经济层面，其最危险且隐蔽的应是政治异化。所谓“政治异化”，反映的也就是坚持什么政，走什么路的问题。而被邓小平点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这政治异化的突出反映，同时它也是邓小平执政首先遇到并需要解决的政治难题。
这类的“自由化”当时主要是反映在两个层面：一是舆论宣传，这一层是“自由化”的吹鼓手，是其叫嚣的前沿。他们多是一些仇视现有体制的人，或是已经被西化教育异化了的文人或“公知”组成；二是执政层面，其具体是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即是属于新形势下的“走资派”们的勾当。而这“自由化”的基本主张就是全盘私化或西化，即要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路，并极尽能力地抹黑社会主义公有制。
胡最初是因积极为老干部平反而捞取到政治资本的，接着他又大力主张为右派平反，并得到了新老右派们的拥戴。于是这人便顺了拐，最后上了“自由化”的道。以至被邓批为：是“胆子很大”的人。而赵则是顺着“承包”、“单干”的道出溜下去的，是一个很认真地将经验一类的东西当做真理，即把私有以及私化奉做经典来实施的人。
当年李先念等顾问委的几位老同志曾有过一段对话，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胡、赵错误的性质。李先念：说文革中毛主席讲党内有走资派是犯了错误，可是看看现在的胡、赵，像不像是走资派？陈云：什么像不像，他们搞的那一套，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走资派”-“资产阶级自由化”，何其相似乃尔！更确切地说，这胡、赵的被处理，与当年打倒走资派，都是同性质的，即都是执政异化的后果。这说明毛所要解决的问题，邓也同样要面对并解决，否则共产党执政就有危险，就要出问题。而邓的特殊经历，即能够逆转角色，且与毛同参，即都是以同样的政治敏感性处理了同类性质的问题，这则突出地反映了同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之所在。
只可惜，对胡、赵问题的处理太简单化了，即没有打击到其要害，没有从根本上肃清其流毒，甚至许多人至今还不清楚这胡、赵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而这同时也表明，当时的国家高层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甚至是顾忌多重，以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说法，自邓以后就成了敏感话题，没人再敢提起。
邓之晚年还多次有过关于“两手抓”、“只一手不行”以及“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告诫，这针对的其实也是干部队伍异化的问题。但他却无法说清那“软”的“一手”到底指的是什么，而之所以无法说清，就是因为，那“一手”正是被他否定了的毛泽东的“一手”，那就是要抓干部，要整干部，要从思想、灵魂上改造干部队伍，从而使其纯洁、优秀且堂正起来的做法。对此，邓有苦衷，不便细说，于是大家也都跟着浑语，竟把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虚化到了“精神文明建设”上，于是也是以不了而了之了。
总之，对干部队伍异化的问题，邓的头脑一直还算是清楚的。尤其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果断地拿下了胡、赵，从而使中国避免了一次大的政治动乱，这应该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值的称道，甚至是可与当时毛泽东拿下刘、邓相并比的大功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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