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去哪儿》第二季和《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火爆来袭，再次证明了真人秀节目在电视荧屏上的高热不退，梳理、审视真人秀节目的宽度与限度，分析火爆背后的成因与隐忧成为必要。真人秀虽种类纷杂，却不约而同地迎合着中产阶级的种种隐秘欲望，由金钱、明星光环、贫富对比、价值观堆砌而成，每个毛孔都被消费主义所浸泡。而它的魅力还在于以一种人造的“真”来赋予观众想象性的话语权、评判权，充当社会变革期的情绪安慰剂，缓释着生活重压下普遍存在的焦虑，只是人造的“真”解不了现实的“难”，过多的山寨和复制会让真人秀走多远?
《爸爸去哪儿》第二季和《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强势来袭，再次证明真人秀节目在国内正处于最好的时期，从节目的天价冠名费、超长广告、观众热议度等都能看出此结论。作为真人秀的山寨大国，中国真人秀正在以其超强的模仿能力，催生一条成熟的电视娱乐产业。
目前，国内真人秀最火的有两种：一种是以《爸爸去哪儿》为代表的户外明星秀;二是以《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室内音乐选拔秀。两者身后是单听名字就啼笑皆非的跟风者，这些跟风者活在成功节目的阴影下，分食着巨大的市场需求，然后在观众的厌烦中“死于非命”。
真人秀的火爆，离不开明星的加盟，制作方的大投入，针对观众心理所做的精心设计。从外到内分析真人秀，会惊讶地发现它与当下中产阶级的欲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或者说，这些节目投射了中国中等收入者兴奋而隐秘的欲望，由金钱、明星光环、贫富对比、价值观堆砌等构成的真人秀，每个毛孔都被消费主义所浸泡。
邀请明星评委、选手以及搭建豪华舞台，是真人秀的首要法宝，这笔钱来自电视台的主要甚至唯一收入来源—广告，企业通过大笔赞助真人秀强行入侵观众的消费理念，而观众则通过消费被附加了广告费用的产品，来追捧节目。—不单单是追捧节目，而是在节目中，观众满足了后温饱时代的情感渴求。
真人秀让以往高高在上的明星堕入凡尘，明星爸爸和他们的孩子在荧屏上展现着对于一个中产家庭来说习以为常的画面，爸爸是一个成功人士，但面对孩子与家务时显得笨手笨脚，孩子则精灵可爱，言行间却也难免带有物质过剩时代的骄纵。从以往谈论明星的作品，到如今谈论明星的家常，观众获得了以平等视角观察明星的机会，由此造成的虚拟错觉带来了感官与精神上的快感，可以像谈论亲戚朋友那样谈论明星和他们的孩子，有了淡淡的迷人之处。
中产家庭具有低调而强大的消费能力，让出境游变成为日常，《花儿与少年》中，七明星所到之地不乏中国游客，这些游客甚至可以在异国他乡实现一次追星梦。《花儿与少年》的情景设置也完全是投中产阶级所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这些浪漫的国家，吸引着无数的中国中产家庭，与明星一起神游欧洲，让这档节目具备了非凡又亲切的诱惑力。明星可以“穷游”欧洲，也降低了中产们的心理障碍，不排除有为数不少的人，会重走明星路。
财富与地位，阶层行为以及与之对称的品质素养，对中产来说是敏感而又富有研究趣味的事。综艺真人秀《笑傲江湖》有个“默剧双响炮”组合，就将中等收入者与底层人士的生活方式差距和思维差异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在这个组合中，底层小伙以自嘲自黑博取笑声，而那个明显出生于城市中产家庭的小伙，则把这个阶层青年的虚妄和自得完整地展现给大家。他们的作品，在带给观众笑声的同时也会让人思索，为什么这些年综艺小品节目总爱拿阶层差异来开玩笑、讲故事。
在另一档名为《变形记》的节目中，中产们的困惑则被当作一个命题提了出来，节目中的城市家庭，都具备同样的特征：家庭富有，父母要么是企业老板，要么是高管领导，他们的孩子，惊人一致的坏脾气、高消费。于是，这些家庭的孩子被送到了偏远农村，一周之后，吃尽苦头的孩子回到城市，他们的爸妈发现孩子已经“改邪归正”。这档节目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直指中产家庭的病灶，对那种“有钱一切都会好”的中产价值观进行了嘲讽与批判，并运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样鲜明的对立手段，引导观众如何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工作、生活、家庭之间的关系。对于这种能引起共鸣的电视节目，城市父母很难有抵抗力。
中产收入者的购买力又支撑了企业产品的销售，企业广告养肥了电视台，有了钱的电视台才会为广告主的顾客制作他们内心希望看到的节目，就是这样，以中产阶级欲望为主要驱动力的真人秀，拥有了不断复制的空间与活力，且在短时间内不会过时。人们渴望从这样的节目中得到实惠的娱乐，找到身份与阶层的认同，当人们的关注点不再是明星光环、物质消费，处置心灵困境也有了更多的办法，真人秀的热自然会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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