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回忆的不仅仅是章诒和
章诒和是有创作才华的，如果是用在创作上的话，会成为一名作家也未可知。而她把这种才华用到回忆文字中，是在走邪路了。很早以前，我仅就创作与舒芜先生的回忆文字说过一点，而章创作的回忆文字远不止这一点。也正是凭着“创作回忆”大作，章诒和成功地成为了某一队伍中醒目的一员。章是一位老太太，这支队伍中老太太成员不多，除了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资中筠外，还有哪些呢？所以，她们的地位是稳固的。
回忆，自然就与历史有关；创作回忆的，自然与特定的那段历史有关。对于那段历史，创作的队伍是庞大的，涉及各方面的人，其中很多人并没有获得创作家的荣誉，他们也没有追求这种荣誉，他们只是追求对于历史的改写。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这些年凡是与那段历史有关的事端，都可以归入这里。
这里说一个“知名度”不太高的例子。
《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一期刊发了刘祖春的文章《忧伤的遐思——怀念沈从文》，文章写道：
“从文一家人和北京解放前后来看望从文的亲朋好友都无法帮助解除从文心中的疑惧。穿军服的和不穿军服的解放军来看望从文，劝慰他。从文认为他们年青，不是负责的。谁能负责呢？从文一家人都想起那个从文最信任的人，然而这个人最后才托人带来个口信，要从文去见她。这就是丁玲。”
“大约是三月（1949年）上旬一天，从文带着虎雏到北池子中段面对路东骑河楼那个大铁门去见丁玲。从文去找丁玲的目的，并不想向她祈求什么，还是想弄清楚心中那个不明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到底是个什么态度，是不是如郭沫若文章那样把他看作‘反动派’。”
“从文带着微笑，走进铁门内那间充满阳光的二楼。从文原以为丁玲与他有多年友谊，能够推心置腹的对他说几句真心话，说明白人民政府的政策，向他交个底，让他放心。谁知道见了面，从文大失所望，受到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冷淡。站在他面前的已非昔日故旧，而是一位穿上人民解放军棉军装的俨然身居要津的人物。从文是个倔强的人，只好默默的带着小儿子走出那个大铁门。”
这段文字很好地诠释了创作回忆的特点，“笔端常带感情”，细节、场景栩栩如生，让人读后很强烈地产生批判对象“真的不是东西”的认识。章诒和如此，刘祖春也是如此。
刘祖春何许人也？我也不清楚，从他自己的文章得知：他比沈从文小12岁，都是湖南凤凰人，他年轻时写的十几篇短篇小说是在沈从文鼓励下写成发表的，“如果算到从文去世的那年，我跟他一家人已有五十九年的交情”。刘写这文章时，沈从文、丁玲均已不在人世。刘文还暗示说，1949年3月9日沈从文的自杀举动，与这次见丁玲受到的刺激的有关的。
陈明先生在当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上就发表了“澄清几件事”的文章，对于解放初期丁玲与沈从文的关系作了澄清，我这里一概不引用。在我看来，其实陈明先生刘祖春立论的基础“澄清”就可以了。
事实是，丁玲那时根本不在北平！她是1949年6月才到北平的。人不在，刘的立论就是造谣，就是“创作”。到北平后，丁玲住在作协机关，在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也不是铁门，是红色木门；后来迁居多福巷，直到1958年去北大荒。刘祖春在居所上的“细节”无法对应。
说点题外话，刘文大力表彰了沈的“楚人的血液”。在我看来，沈实在谈不上是“楚人”的代表的。当然，这不是本文要探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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