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刑不上大夫。其立法之意，一是大夫以上官员为国为民多少做过一些工作，有一定贡献，如犯罪，可将前功折后罪;二是刑上大夫有损贵族的尊严，因为他们出身高贵。
今有刑不上汉奸卖国贼和反革命。究其法理，很难找到立法依据。是汉奸卖国贼和反革命有益于国家和人民，所以不能将其治罪?纵观今日之汉奸卖国贼和反革命，未见其为国为民做过一件有益之事，甚至是说过一句有意义的话，倒是见他们拿着人民血汗凝聚的俸禄，干着卖国通敌、颠覆国家政权的勾当。30年来，人民对汉奸卖国贼和反革命的嚣张义愤填膺，但却束手无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对此也是一筹莫展。其原因是国法不追究汉奸卖国贼和反革命罪，而且还要把这些渣滓当做圣物供养起来，并委以重任。或任国策顾问，或任部门要职，或掌握舆论宣传媒体大权，或为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或冠以专家、教授桂冠，为贻害青年一代打下基础。法无禁止即可为。卖国、通敌、反革命受到保护，搞掉中国的大飞机，搞掉中国的汽车，搞掉中国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甚至把食品、饮水、药品、食盐的生产经营都交给外国人把持，为其输送利益都是合法作为。于是，反社会主义制度、反共产党、反开国领袖毛泽东的茅于轼，可以宣扬人权大于主权、“爱国是贼”，大张旗鼓的为秦桧、汪精卫平反，也因此成为发改委的座上宾。说共产党没注册登记是不合法组织，要像智取威虎山那样抄小路端掉共产党的贺卫方，可以对禁止西方腐朽教材进大学的教育部长大发淫威，扬言“别说部长，再高的官也要接受公民监督”，唯独人民不能监督贺卫方，也因此被美国媒体评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任志强可以发表推社会主义之墙演讲，毕福剑以侮辱开国领袖来取悦洋人，洪振快、黄钟及其把持的由人民出钱办的党刊虚无、抹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诋毁开国领袖、诋毁人民英雄——这种种倒行逆施都被赋予了言论自由。而且洪振快、黄钟可以理直气壮起诉维护祖国荣誉的郭松明、梅新育，人民法院也要依法保护汉奸的名誉而开庭审理。刘桂娟也因说日本鬼子唯一罪恶是干扰了蒋介石剿灭共匪大计而走红，被央视奉为嘉宾。袁腾飞辱骂毛主席、诋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抗战历史，甚至要炸毁人民英雄纪念碑，也被捧得大红大紫......不说了，数不过来，再数下去，会让国人精神崩溃!
为什么英雄可以诋毁，而汉奸可以逍遥法外?法无禁止即可为?刑不上汉奸、卖国贼和反革命，这些渣滓就成了引人注目的精英、明星，就能大张旗鼓的出版煽动推翻国家政权的刊物，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举办危害国家安全的讲座，并因此财源滚滚，赚的盆满钵满，赢得了知名专家学者的光环，赢得了旮旯角落里的鲜花和掌声。如此的名利双收、飞黄腾达的捷径，当汉奸何乐而不为?怎不令奸佞小人趋之若鹜?
刑不上汉奸卖国贼和反革命，使反华、反共、反开国领袖、反人民成了时尚，治国安邦大计被这些宵小之徒干扰和左右，党和政府被其绑架，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被一步步颠覆，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精神腐败、文化腐败的雾霾笼罩着中国，前苏联的悲剧在中国拉开了序幕!政权的颠覆将会把人民推向无边无际的苦难深渊!如此下去，人民怎么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二字?怎么相信那写进宪法的“三个代表”?人民除了呼喊，剩下就是忧愤、苦闷、彷徨和迷茫!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还能站多久?取消惩处汉奸卖国贼和反革命的法理何在?莫不是有人要死心塌地做汉奸、卖国贼和反革命，在立法上做手脚，为自己留后路?
立法的目的是以公平、公正、正义规范社会组织和成员的言行，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保障社会成员在和平的环境的生产、生活。立法的依据来源于社会存在和代表多数人的民意。我国为什么取消汉奸卖国贼反革命入刑?法学家们肯定解释：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一条款，我们立法要与国际接轨。美国、俄国、加拿大没有人口过多忧患，所以不会有《计划生育法》，我们能否和其接轨而取消计划生育?共和国的前三十年没有黄赌毒和拐骗妇女儿童事件，所以无需立法禁止，过去没有环境污染，也无需环保立法。今日有这些犯罪现象及环境污染，所以立法要与时俱进。汉奸卖国贼和反革命如果在中国绝迹，当然不必多此一举。而汉奸、卖国贼和反革命已是严重的社会存在，威胁了国家安全，打击汉奸卖国贼和反革命已是刻不容缓!
为了国家安全，为了人民安居乐业，我们呼吁全国人大立法恢复汉奸卖国和反革命罪入刑条款，决不能让这些人渣继续祸国殃民!
我们坚决支持习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从严治党、科学立法，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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