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对作者的观点谈些看法。《在“文革”基础上搞改革是我国一个时期出现市场和官场乱象以及“三失”现象的根本背景》。先要问一下作者文章的“三失”是不是作者后文提到的“市场秩序失序、社会规范失范、人们心理失衡”？再问作者所述“根本背景”是指因果关系？疑惑作者的意思是“原因”否？“文革”是一个简称，全称是“文化大革命”，更全面的历史称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有历史记录的编年史或断代史的最早时间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从那时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经历了约2170年的封建专制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尤其是19世纪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再到1919年的“五四”青年学生运动，从曾国藩李鸿章等的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到八国联军北京城奸杀掳掠，从魏源《海国图志》的期盼图强，到鲁迅龚自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呐喊，中国很多很多的读书人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在寻找、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的原因和方略。正是“五四”运动激发了一群热血青年，他们开阔的视野，上下求索的不屈和智慧，从苏俄发现并找到了治理中国这头几乎病入膏肓的巨人的良药——“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批热血青年，从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那一刻起，经过22年的艰苦奋斗，一批批倒下去，又一批一批被唤醒而参加进来，因为他们掌握了拯救中国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同样因为他们的赤忱，形成了一个无私的群体——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千疮百孔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乎沦丧的农业国，建设一个工业门类齐全、国民经济独立、现代科技国防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的新中国。内要革除旧中国殖民时期的赌毒娼妓精神鸦片，外要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围堵和战争骚扰。从制度上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现代化国家政体能否足以保证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一代一代人传下去，永不再遭受内忧外患的困扰，这毫无疑问成了开国领袖们在祖国欣欣向荣的建设高潮中冷静思考的重大课题。因为他们在和平时期看到了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诸如“三反五反”、“四清”等就是这种政治考虑的措施。经历了建设，和平，发展，就像当初寻找“德先生赛先生”一样，政治家们从中国数千年思想文化中去寻找根源，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在一个农业国家去寻找民族最深层的思想根源，针对当时的苏联修正主义，针对当时的国内资本主义思潮，提出革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等等的时代产物，建设人民的、现代的、新型的思想文化——文化革命。这是一场由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革命——故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的主题应该是这样来的。当后来在“文化革命”中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甚至学生和青年反封建行为失控，国家也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尽管后来大量的反思文学作品反映那时受到的莫大伤害，仍然不能否认文化革命最初的本源动机的高瞻远瞩。反过来想，如果没有“文化革命”的全民思想大教育，改革开放的中国又怎么可能让十几亿国人如此快的接受新的思想变化？这本身就说明对“文化革命”全盘否定的错误。“全盘否定”不符合唯物辩证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派。作者在这里把市场乱象、官场乱象、市场秩序失序、社会规范失范、人们心理失衡等等归于“文革”的基础背景，我认为的确有失公允。首先，作者有偷换概念之嫌。文化革命是在中国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历史政治主题。社会是不断在全面发展的。如果现在这些污垢乱象归于三四十年前的政治主题，那么，我要问，徇私枉法文字狱等等我们是不是要追溯归罪与秦王嬴政？显然不合理。而且窃以为作者是不是有在文革中受副伤害而不能理性看待眼前的社会问题才勉牵强附会于文革？不得而知。其次，作者把自然生态受到严重污染、官场政治生态受到严重破坏两个代价说成是“文革”基础上搞改革的两个历史代价。试问，官员无节制的追求政绩GDP、一切向钱看、无止境的财富欲、金钱欲、女人欲、权力欲、高薪养贪、裸官、先贪后判再减刑最后回家等等等等哪一款是以“文革”背景的为基础？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要说的是，作者此时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时刻，公然否定和分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渊源，这是典型的非马克思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我们不能用改革开放的成果否定改革前三十年的成绩，同样不能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成绩否定改革开放后的成果，这才是我们党正确的历史观，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我恳请谈话者谨言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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