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博友的一篇博文（或为转贴），说五十年代政治清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一个值得人们怀念的时代。可是他说起怀念的原因则是，那个时代走在路上的都是民国人。民国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在五十年代开了花，设计了人民大会堂，创作了《五朵金花》。这个民国遗老（或者是“装遗”）的文章让人啼笑皆非，我因此写下了这个评帖：
“把五十年代的崭新向上的社会风气，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归结为民国人的恩惠，这个观点太奇葩了。这些民国人搞了几十年，并没有设计出什么人民大会堂，也没有创作出什么《十朵金花》，为什么偏偏在五十年代就搞出了好东西呢？是时代成全了他们，还是他们成全了时代呢？孔夫子算是顶尖的人才了，可是他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就无法施展。夫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跑到我的家乡连路都问不出来（现存子路问津处遗址），成了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犬。不能把自己出身的时代一概说成是出人才的好时代，说别的时代出不了人才，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太狭隘了，还有点得罪人的嫌疑。中国出了个习大大，就是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人才嘛！得罪人的事保不齐，但是得罪一个时代的人，那就有点过分，就不太好了。”
历史发展到今天，连一些民国遗老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时代。我们感到可笑的是，他们竟然用这个神奇时代的《五朵金花》，为那个腐朽的时代贴金。时下精英阶层流行所谓“民国范儿”，这种剜别人的肉，补自己的疮的做派，大概也是一种“民国范儿”吧。还听说一个供职于某大机关的精英，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大放厥词，说腐败横行是六、七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闹的。这种自己长疮，说别人的肉没长好的做派，与剜肉补疮的民国范儿相映成趣，且有一拼。
末了，子路问渡口的事得说明一下。家乡民风淳朴，不晓得极个别同志，为什么不给孔夫子指明渡口，而且还挖苦地说：“他自己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论语 · 微子》）后来听熟悉掌故的人说，个别同志是隐居此地的高人。打个比方吧，中央机关六十年代在本地办过五七干校，个别同志就相当于北京的下放干部。假如情况如此，也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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