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资本家逐利的本性不会改变。李嘉诚是大资本家，其本质特征是靠剥削致富，不断追逐暴利。因此，尽管他曾捐资助学，尽管他经常炮制心灵鸡汤，尽管媒体曾给他披上社会精英、商业教父之类的光环，但改不掉李嘉诚的逐利本性。他是走是留，完全由自己决定，无需对谁负责，绝不会因为中央政府曾帮自己致富，在危机来临时与政府共渡难关，他没资格充当中国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偶像。以前媒体神化李嘉诚，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拿了他的钱。
二是官商勾结是李嘉诚迅速致富的秘籍。李嘉诚靠与中央政府合作，充当中央在香港的代理人，获取巨大政治利益，由此转化为经济红利。因此，香港回归后，李嘉诚迅速成为华人首富，底层港人并未获得回归红利。如据《强权特首的回归与李嘉诚的出走》一文披露，李嘉诚的公司市值在回归前的1995年才只有420亿港元，盈利才只有30亿港元；而到2009年，就增加到一万亿港元，相当于同期香港经济总量的50%，盈利则高达两千多亿港元，增加了七十倍，且大头都是回归后挣的，在这期间，香港GDP增加了不到一倍。伴随李嘉诚迅速致富，香港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表现在基尼系数由1996年的0.517增加到2012年0.538。
三是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极度失败。李嘉诚迅速成为华人首富，香港的基尼系数却逐步扩大，众多香港草根不仅未享受回归红利，反而饱受李嘉诚等大资本家盘剥之苦，这才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蛊惑下，走向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对立面，发生了“占中”等一系列群体事件。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必然要求，因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央政府一直走支持并依靠工人、市民反抗港英政府、维护自身权益的道路，文革时期，因为港英政府残酷镇压工人罢工，还发生过红卫兵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事件。香港草根也曾积极响应中央政府号召，多次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积极争取港人权益，在当时，中央政府深得民心。没想到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却抛弃草根，依靠资本家治理香港，资本家致富后却将财产转移境外。可见，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既不合理又极度失败，必须回归到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
四是“先富带后富”纯属一厢情愿。“先富带后富”是小平同志的设想，也是当初国家理直气壮拉开收入差距、鼓励先富的理由。遗憾的是，包括李嘉诚在内的众多富豪致富后并未带动后富，致使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由此带来的凶杀、诈骗、抢劫、卖淫、吸毒、自杀等社会问题堆积如山。更令人忧虑的是，先富者不仅没能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反而穷奢极欲、为富不仁，他们找小姐、包二奶，讲排场、比阔气，生活奢华、挥金如土，而且颐指气使、仗势欺人，不仅助长了奢靡之风，扰乱了社会秩序，还恶化了社会风气，成为社会公害。还有人将黑手伸向政治领域，依靠西方和高层“推墙派”庇护，明目张胆的反毛反共反体制，图谋攫取更多政治权力，以保护和掠夺更多财富，更多的人为维护非法所得，将财产转移至境外。如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蓝皮书披露，中国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可见，李嘉诚撤资并非个案，是先富者暴富后的必然选择，而“先富带后富”的想法与“市场换技术”一样，纯属一厢情愿。
五是中国的经济环境正逐步恶化。李嘉诚之所以出走，缘于中国经济环境逐步恶化，即钱更难赚了。这些年，中国政府为了与美国接轨，推行经济私有化、自由化政策，放任房地产绑架经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被人为中断，加上工资飙升、两极分化、环境污染、汉奸卖国、美国打压等因素，中国早已不是资本家的乐园，李嘉诚撤资实属必然。事实上，资本家几年前就开始撤资，只不过他们为忽悠别人接盘，一直在抛售“看好中国经济”的迷雾弹，现在随着李嘉诚、潘石屹等大资本家撤资完毕，才公开唱衰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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