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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已死,理论时代终结

闲言 · 2015-10-04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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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6年以前的中国,思想理论的威力被喻为“精神原子弹”,其地位可想而知。即使在今天,理论对一般人的诱惑也是明显的,它突出表现为效果立竿见影:只要掌握它,思维马上变得简明、锐利,面对现实问题犹如庖丁解牛,几可势如破竹。而它的副作用却是隐蔽的,难以为一般人所察知:当你“掌握”理论时,理论其实也掌握了你,限制了你的思维,使你无法顾及其他方向;同时,它会迷惑你,让你沿着它指引的方向进行逻辑上的“裸跳”。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几种主要理论,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在实践中都曾反复遭到挫折,但在逻辑上却始终能做到自洽——经历挫折后,理论体系通过修正、调整,仍然可以回到自洽状态。这也是左右各种理论两百多年来争论不休,却各自都能保持观念自信的原因。

这种挫折和自洽恰恰说明:1,对同一世界、同一现象,可以有从不同观点出发的多种解读;不同解读导致的不同结论和推论,在观念逻辑上都可以成立。2,理论只是对已发生的事实、现象的一种解释,它的适用范围是时间上已发生的“此岸”;当它面对未发生的“彼岸”时,其结果是不确定。

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从已发生的现象中提炼出规律,而人类历史最精彩而又令人迷惑的特征是:它可以不遵循此前表现的规律性,而展现出新的规律和特征。对于人类的主观理性来说,客观世界就像一个挂满帷幕的舞台,台下的你,现在只能看到帷幕已拉开的部分,剩下部分只能等待帷幕的进一步拉开。所以,从各种理论导出的关于未来的推论,其准确程度并不比扔骰子更高。否则,各种理论就不会两百年来交锋不断;否则,人类社会早就预言家满天飞,随便某个理论的学徒,都可以充当预言大师了。事实上,从理论出发的预言,其准确性普遍不及从经验出发的判断,因为后者跨越的逻辑链条更短。所以,在实践中更具权威的,总是经验人士而非理论人士。恐怕没有人否认,拿破仑比克劳塞维茨更懂得战争,更能判断一场战事的走向;或者说,更能诊断中国经济的,是朱镕基而非林毅夫;更能诊断美国经济的,是格林斯潘而非弗里德曼。不久前发生的“二山会”,也生动诠释了此点。

因此,没必要对某种理论过于迷信,说到底,它不过是一种观念的自洽游戏而已。思想者通过理论的自洽,可获得一种“念头通达”的精神满足,由此很易产生一种“一切尽在掌握中”的错觉。就像1976年以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描述为无所不能的“手术刀”“显微镜”一样,今天的自由主义也被一些人当成这样的宝贝。事实上,越彻底的理论越不靠谱,越宏大的预言越易破碎。近代以来,理论上最经典的预言,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解决它自身的危机”,另一个是哈耶克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所预言的“社会主义国家解决不了计划经济的弊端”——这些都是从对已发生的“此岸”事实之解释中得出的结论,而随着历史由“此岸”延伸到“彼岸”,这些结论都像泡沫一样纷纷破灭。几年前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互联网时代无法进行舆论管控”的说法,现在还站得住脚吗?针对拙文《“不争论”的三重变奏》,有学者断言中国“在民间社会形成建制化的批评性言论之不可能”,因为“那其实是民主本身的制度要素”,其表现出的理论自信,与前三者如出一辙。但这种从“一般意义”出发的预言如果成立,那么一切的社会改革或改良,就都没有存身之地了。在观念世界中,对“已发生”的解释最终被自洽为一条逻辑直线;而经验世界只要发生一个波折,所有的解释就都要打散重来。现实世界的真实逻辑隐藏在未发生的“彼岸”之中(如果这种逻辑存在的话),那是人类的理性无法企及之地。

那么,如何理解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这其实是观念掌握群众后,成为一种物质力量,从而对现实产生作用,使其发生了一种朝向理论描述方向的变化。例如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前很多人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性,但其实只是理论动员了民众,获得阶段性的胜利,而当历史再往前走几步时,结果又不一样了;又如苏联解体,同样有很多人说是自由主义的胜利,甚至有人说“历史已经被终结”,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到底有没有被终结呢?还有一个经典例子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从效果看,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同样从反面证明了,所谓“理论指导实践”,其实就是理论通过影响人的行为来影响现实。

说这么多是试图说明,理论只对“已发生”的解释有用;对于“未发生”,从根本而言那不是理论可以适应的领域。只不过人类思维有其自身的固定特性,那就是习惯于“从特殊(已发生)到一般(抽象结论),再从一般到特殊(包括未发生)”。这种特性是由“观念支配行为”这一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决定的。所以,人类由“已发生”推测“未发生”的过程永远不会停止,不管是从理论出发还是从经验出发。关键是要对“理性有限”保持足够清醒,对理性膨胀保持足够警觉。概率论的方法之所以能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正反映了这种趋势:决定性现象的发生所需要的确定条件,只有在自然科学领域才能得到满足;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者自己先须明确,所得结论不过是一种概率,就像扔骰子一样,具有偶然性。恐怕任何有着观念或逻辑偏好的人,都不会喜欢概率——它太缺乏理论的线性建构所必须的确定性了。但是没办法,只要面对的是“未发生”,谁都无法回避概率。

人类的历史和认识发展到今天,应该对自身的局限性已有了明确认知:上帝已死(这里的上帝与尼采的不同,它是指思想者而非信仰者的上帝),理论时代终结了;对思想理论的建构,不再是一种“指引人类前行”的崇高事业,而只是一种解释曾经过往的思维游戏。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理论建构的繁盛在东西方都并非常态,它主要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和两百多年前的启蒙时代(马克思、尼采、密尔,都只是启蒙时代的余波;进入20世纪后,则只剩几朵浪花)。其他大多数时候,理论建构都只是冷门甚至异端。今天的它,当然不会再被视为异端,而只是被“祛魅”,回归其本来。

当然,如前所述,理论还有着另一种功用,那就是马列主义者一再坚称的“阶级斗争的工具”。换言之,理论服务于一定的利益立场,其作用是将相同立场的人聚集起来,统一思想、目标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理论被很多人信仰时,它是一种可以改变现实的强大武器。但是,随着理论“指引人类前行”的光环被祛魅,信仰它的人必然程度越来越低,范围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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