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含义，语境定义了词汇的概念。在给定的语境下，概念可不言自明。一篇文章当然构成一个特定语境，正因如此，拙文《上帝已死，理论时代终结》并没有对题目中的“理论”一词进行专门的界定，而是以文章的语境来明晰其所指。但文章发出后，不断有人以为概念不明或有误，因此，在这里再予以明确之：文中所论“理论”，乃指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性理论(所以文中用的是“思想理论”一词)，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解释和主张所构成的理论。这种理论，此前被认同者视为是可以指引人类前行的灯塔，但拙文却指出，它只是一种解释曾经过往的观念性自洽游戏，满足的是思想者“念头通达”的精神需求;而对于人类社会真正的整体性认识，则是人类理性不及之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如果只是从整体的现象中抽离出个别的简单关系，形成简单判断，还是可能的。例如，恐怕谁也不能否认“男女有别”、“人性自利”等判断的正确性，而问题总是发生在以这样的简单判断去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之时。
但是，拙文的上述论断也有绝对化之嫌。人类一直习惯于“以认识(或观念)指导行动”，不但在日常生活中如此(依据简单判断)，且人类一直在寻求关于社会整体性认识的行为指导，以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与路径。如果后一种努力自始至终都是徒劳、无效的，那么，纵然有日常经验的支持，这种趋向也难以持续下来。所以，整体性的理论指导必然另有其价值所在。
确实，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从已发生的现象中提炼规律，而人类历史最精彩又令人迷惑的特征是：它可以不遵循此前表现的规律性，展现出新的规律和特征。历史发展如果遵循了已经被认识的规律，那只是恰合、是偶然，不遵循才是必然;总之，结果就像一场赌博。但是，同样是赌博，有没有理论指导还是有所区别的。有理论的赌博像是扔硬币，要么赌中，要么赌不中，只有这两种不确定;而没有理论指导的赌博则像是扔骰子，有着更多的不确定。但这种差别似乎只具有心里感受上的意义。抽象说，前者的命中率有二分之一，后者的命中率只有六分之一;但具体看，二者的结果都是不确定。
因此，理论指导的真正意义并不在此，而是在于：为形势提供判断，使行动有所依循;哪怕这种判断和依循都是错误的，但在结果出来以前，也可以使人们在心理上摆脱无所适从。现实的变化是由“此”及“彼”的过程，而非从天上突然掉下个什么，抹掉此前的所有痕迹;理论的错误只在于它不可能真正地掌握变化，但是，对于变化之前的“此”之状况，它多少能够掌握一些。这就使得行动可以按图索骥(哪怕这个图是残缺的并且包含错误)，而不至于盲人骑瞎马。
况且，只要有所行动，哪怕失败，行动本身也会多少导致一些效果，而这种效果就会反过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这才是“理论指导”始终能够让人感觉有所收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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