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主要致力于如何建立和维护皇权，却没有进一步说实现皇权以后的目的。皇帝除了物质享受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高级精神追求呢?这一点是法家理论不涉及的。最为统治的方法和工具，法家是不能去干涉主人的意志的。在宗教相对不发达的中国，儒家适当的填补了这一缺陷。如果说法家实现了皇帝的话，儒家则成功的改造了皇帝本人。儒家还通过改造皇帝，改造了法家。所谓“以礼入法”，成功的在全社会推广了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与其说传统中国是“外儒内法”不如说是“外法内儒”。儒家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价值理念，而且部分实现了政治组织理念。与西方的“上层民主，下层集权”不同，传统中国“上层集权，下层民主”。当然，中国的下层民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而是，所谓“皇权不下县”。县级以下，基本靠宗族自治。
分析毛泽东时期的大政策，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在组织形式上，毛泽东要建立的还是类似于”儒法糅合“的政权体系。所不同的是，以”公社自治和工人自治“代替传统的”宗族自治。当时的官方语言是“民主与集中相结合“，但依然可以看到传统的影子。在价值理念上，毛泽东要以共产主义价值观取代传统的儒家价值观。
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毛泽东选择了更有利于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建设的法家手段。从共产主义理想的立场出发，毛泽东选择了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最为精神文化内核。此所谓”秦始皇加马克思“。
因为选择法家式的执政方式，毛泽东本人以及同时代的官僚机构，包括”造反派“都出现了很多法家式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文革时期，”专案组“式断案就是一个很坏的例子。所有的人都极为轻视基本人权，最后所有人的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证。这一点，是必须严加批判的。
和宗族组织对集权组织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一样，毛泽东推行的”公社自治和工人自治“等有限民主组织对集权的官僚组织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这是毛泽东相较部分崇尚极权的官僚组织来说，值得肯定的地方。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希望在全社会各阶层 各系统确立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从思想上提高权利意识。
因为选择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所以必须批判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其实，历史上儒家的价值观念一直就有自我修正和改变的过程，只不过大多这样的改变都是”托古改制“。名字还叫儒家，其实内涵以变。明清儒学和先秦儒学差异是很大的。儒家的等级观念和人身依附等理念，确实是很不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了，必须变。至于是老瓶换新酒，还是连瓶一起换呢?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思想现状，以及共产党成立及发展的历史，决定了毛泽东选择连瓶一起换。这就是”批孔运动“在思想文化层次上的原因。
批孔怎么和批林联系到了一起，没看到充分材料，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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