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1月18日网媒披露，2014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扣除财政补贴后，当期全国(不含港、奥、台，下同)收不抵支省份已达22个，占70%。
由此，向我们透露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认为，首先就是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有70%的省份自己组织的企业职工养老金，在扣除财政补贴后已经收不抵支。也就是说，在现行以省为单位的企业职工养老统筹管理体制下，有相当部分仅靠企业现有在职职工和企业按比例交纳的养老保障金，已无法满足现有存量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发放的需要。而必须依赖于政府财政补助，才能勉强维持企业职工继续按照现有工资水平领取养老金。
它一方面说明，在现有比例、缴费范围和建立在省级统筹模式下，企业职工养老保障体制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说明政府财政的“托底”作用日益明显，也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障对于政府的依赖性增强。这就带出另一个问题，政府财政必须保证有更多固定财源、或者财政收入增量用于补充日益扩大的养老金(包括企业退休职工、随体制转换新增的行政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和扩大全社会养老保险新增农村老龄人口养老金)缺口。
其次，进一步证明了我国老龄化问题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紧要的关头。据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公报披露，到2010年11月1日零时，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人口近13.3972亿人，其中1-14岁人口2.2246亿人(比2000年少6733万人，下同)，占总人口的16.6%，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1.7765亿人(比2000年多5169万人)，占13.026%，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883亿人，占8.87%，上升1.91个百分点)。按国际通用的60岁及以上人口10%、65岁以上人口7%的标准衡量，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老龄化国家。而且随着六O后生育高峰期一代人逐渐接近60岁门坎，可以想见，未来5-10年60岁、65岁以上人口规模还将大幅度增加。
而与此同时，虽然我国已经放开全面二胎政策，但根据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验，我们所期望的“婴儿潮”未必会一下子到来，由此导致的我国人口比例严重失调现象，恐怕还需要更长时间慢慢调整。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放开二胎政策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老龄化问题仍将呈不断恶化的趋势。
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劳动就业人口会继续持续下降，而退休人员、丧失劳动能力人员会进一步增加。相应的整个社会或者家庭劳动人口与赡养老人的矛盾会进一步加剧。同时，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寿命的增加，从家庭层面“一对年轻夫妇赡养4-6个老人(还有2个老人可以由半老人来供养)”将会越来越普遍;从国家层面，平均一个劳动就业人员要创造出更多的足以养活离开工作岗位老龄人口和未成年子女的社会价值，这对于未富先老的中国和独生子女一代来讲，无疑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第三，说明我们的就业结构已经开始出现断档。从前两年，国家有关部门就开始鼓噪着要“延迟退休”。最近，报纸上又在酝酿就延迟退休政策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这一方面，说明劳动力短缺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确实比较严重。前两天就曾有专家推算：珠三角地区缺工员额达1.2亿左右，并建言：应扩大从非洲国家移民，缓解南方用工荒。当时我就想，既然我们缺这么多劳动人口，为什么不早点放开二胎，自己多生1亿2，也不至于现在才打起大批量引进外国劳工的主意?况且这些外国劳工一旦变成移民，将来他们的养老、社会保障及安置成本谁来负担?
就目前来讲，我国单就用工短缺与就业压力之间的矛盾，总体上还是劳动人口相对过剩、就业压力仍然很大。特别是在整个国民经济面临机制转换、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阶段性“顶部瓶颈”制约、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下，劳动就业压力将有增无减。而所谓的用工荒，则更多是局部的、结构性的问题。根本原因还是个别地区或者某些行业缺乏吸引力，也就是你的待遇与就业人员期望值相差太大(并不单纯指的工资水平，或者生产技术水平不高、劳动强度大、生产环境差，或者职工权益和健康安全缺乏保障。还有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社会保障、户籍管理、子女上学、就业难及生活成本过高等因素)，都会导致人们不愿意到你那个地方去。还有就是你那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存在问题，比如有的地区虽然经济规模扩张很快，但企业后续技术投入严重不足、政府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不力，长期处于劳动密集型、低层次生产水平。在过去周边地区整体产业技术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还可靠着吸引大量廉价劳动力，以较低的工资待遇维持其低端产品的生产，获取有限的剩余价值。但随着周边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劳动力流失则是一种必然趋势。要解决这一矛盾，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快企业转型、技术升级改造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想依靠放开移民增加劳动供给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必然还会带来更多新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目前我国面临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我们却依然延续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为解决严重的就业矛盾和拉动内需，而设计出来的延长教育时间、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即扩招)的政策——当然也有提高全民族受教育水平的考虑，但我想应急的因素更大一些。由此将新生代就业时间一下子普遍延迟了五至六年，近两年更扩大到研究生教育，年招生规模达63万之众，比30年前全国大中专招生总额还要大。而许多研究生出来，根本找不到用武之地，只是虚耗了更多青春年华、社会和家庭投入了更多的财力和物力。这如果是教育大发展，我宁愿说它是高等教育超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大跃进”。由此，进一步加剧社会劳动供给的矛盾——一大批到了就业年龄的年轻劳动力不能适时投入社会生产，只能蹲在教室里“啃书本”，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国家年轻一代的“悲哀”。
当国家有关部门、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大谈“延迟退休”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肯动这块“蛋糕”?我曾写过一篇《缩短学制与延迟退休：劳动供给的加减法》的文章，专门就此问题进行过讨论，而今我依然坚持里面的观点。就目前来讲，我们能够花那么大的精力极力推动“延迟退休”，为什么就不能先从我国现实客观需要和国家保障能力出发，适当缩短学制、缩减综合类高等教育规模，砍掉那些华而不实的学科和教学内容，把“孩子们”解放出来，及早投入到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去，发挥创造才能、实现自身价值。
所以，如果说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部分地区的用工荒、根本解决养老金入不敷出的矛盾，还必须注重挖掘劳动力潜力，也就是适当收缩综合类高校规模，扩大二年制、三年制职业技术类中专、专科教育规模。与此相适应，适当缩短初高中教育在校时间，释放年轻劳动人口，以优化劳动就业结构、扩大劳动就业(或自主创业)群体基数，降低劳动人口与供养人口畸高的比例——。
所以，我说就业结构断档，一是地区与地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劳动供给苦乐不均;二是劳动就业人口年龄结构严重失调——大部分到了就业年龄的年轻人被关在校园里“啃书本”，而让更多大龄、高龄人口，不得不长期“捆”在劳动岗位上，去供养这些年轻人。这样的选择，我不知道是科学，还是不科学?人性，还是非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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