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想自然规律的问题，便常常做些无聊的比较。今天心血来潮来说说宋江。
历来山贼散伙，必是分赃不均，宋江坐了头把交椅，梁山便聚了一百单八将，实在是因人成事。
看到批宋江的东西多了，言必说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尤其在左派蒸蒸日上的今天，似乎不提这一句就是政治不正确，要天打五雷霹。
说起来，倘若是草台班子，三五天便散伙的，无须什么公平公正，只要公开便好，但要做的长久，却须把公正摆在第一，公平第二，公开最末。之所以如此，却不是宋江能做的了主的，而是农民起义的归宿使然。
那些十年百年便分崩离析的西方帝国，亦或一朝泯灭便万古不存的亚非豪雄，如何做的，我不知道。但于中国而言，大凡有志于天下者，莫不以大义为先。大义为先，便是公正为先。
举凡农民起义的败落，必是先失公正，再失人心。王明路线是个什么东西，就是摆不正位置，顶个马克思的名头，把公开、公平立在前面，公正最末，焉能不坏大事?!
忠义堂不是个好东西，抄的太死板，没有革命性。但聚义厅也不是好东西，目光短浅，败因早种。
说忠义堂抄的太死板，便因这王朝更替几千年下来，总有那成事或败事的农民起义，把分赃体制做得越来越精致。精致了，维护成本高了，便打倒重来，做个更加精致的，成本更高的，周而复始。
到了新中国成立，这体制是不是灰飞烟灭了?不是，但也不同于以往。
以往王朝兴替，这天下易手，却是有一定的规律。有姻亲的，父子或同族相替，换人不换药。有那彻底败落的，屈身为奴，人亡政不息。有那走投无路的，混迹江湖，投闲而不散。这中间有个关节，那就是人才，是队伍。新朝初立，措手不及，迁延日久，投鼠忌器，便重又走了前人老路。
新中国成立，开天辟地第一回。有关系、有门路、有办法，统统没用，因着人民民主，无脏可分，天下豪杰，无不蛰伏。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关系却统统不是关系，一时间，怎一个悲催了得。
但天无绝人之路，事有缓急之分。要说这军事动员和社会动员真不是一回事，朝战、越战，两场打下来，社会动员最迅速的却还是分赃体制的一些关节，虽不是全部，也只能择其善者而用之，但这一用就顺手，三五年下来便有成例。
正所谓：一法通，万法灵，分赃体制本当浴火重生，发扬光大。不料中国有个毛泽东，发动了一个文化革命，大好前程，胎死腹中，便有了至今流传江湖的一个名号，唤作：末法时代。
怎么办呢?学西方，师夷长技以制中。于是，域内混一，蓝星加成，现如今我中国之先进性又一次冠绝天下，重现史上最精致之分赃体制，岂非无因?
历史辩证法吗，总不能只中国一家好，总归要大家都好，都精致起来。这样才能造成一个局面，那就是全世界无产者不能不团结起来，不团结起来就再无一丝一毫的出头之日。非如此，单单因人成事，又如何搞的成共产主义?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忘了做个说明了。
公开，就是：吃亏沾光在明处。公平，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公正，就是：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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