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腾书柜里旧书，一篇写给上海市《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稿子映入眼帘。记不得这篇文章是何年何月写的了，誊稿子的信纸，被时间老人拂拭得纸页泛黄，从信纸的右下角印制的“营印82·12”几个字可以约莫出这篇稿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的吧。
我清楚地记得，在此稿之前我给这家杂志社写了两封民事投诉信，一封是为大姑家大表哥写的《我为啥要越级上访》，大概内容是：当时是农村生产队会计的表哥，为贯彻和执行党的计划生育政策，触犯了生产队长方某某的私人利益，被他打得头破血流而住院治疗。但方在公社和派出所“有人”，所以对表哥不理不睬，像没事人似的。表哥向我求助时，我正从我单位的小厂(也称综合厂，工人皆是大厂职工的家属和子女。因为需要大厂扶持，大约1981年我被调到综合厂，先在外线队带青年，后被调到厂保卫组。)调回大厂，在到大厂报到前我向厂长请了一周时间的假(未扣工资)去农村帮表哥打这个官司。
表哥是会计，掌握一些情况，比如……我据此整理了一份材料连同上访信一道，分别给上海《民主与法制》社、海城县计划生育办公室邮去。写的另一封信是向《民主与法制》社咨询我老弟的事儿：老弟当时在三冶公司下属某公司工作，大公司欲开职工运动会，老弟单位的工会领导带运动员到某学校操场训练，老弟在跑100米时，跑道上突然跑过来个小孩(幼儿园的孩子)躲闪不及，钉子鞋碰在孩子脚面上。后来，孩子的治疗费、营养费和家长误工费，老弟单位不敢给报销，其实也不怪单位，因头一次碰到这样事，找不到相关文件，那时财经制度严，连对我老弟很好的工会主席也不敢签字。我则认为，是单位组织的活动，职工出事当然应该由单位负责，但我找不到相关文件做为依据。于是便写信给《民主与法制》求助。
我每次去函，《民主与法制》都给了回应。当时的上海《民主与法制》很有权威，表哥的事，《民主与法制》给海城县委去函催办，并索要查处结果。有一天，表哥正在家院子里，听到了吉普车鸣笛声，知道是上头来了大干部处理他的事来了，因为此前《民主与法制》已给他来函，告诉他已把他的投诉信转给海城县委，并告诉他，很快县里就会来人并嘱咐他配合调查。那是1984年，对农村来说小车是稀罕物，只有大干部下乡，老乡才有眼福见到小车。果然小车直接拐到表哥房院里，车上除了两位县里领导，还有公社派出所一人以及大队书记。在《民主与法制》并县委领导的关怀下，表哥的事得到圆满解决。老弟的事就简单多了，《民主与法制》对我咨询的问题做了解答，同时，大概是怕我看不到那期杂志，特意手写给我回一封信，详细解答了我提出的问题。这封珍贵的信，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为此，我对《民主与法制》一直心存着感激，当然要感谢党和政府，因为《民主与法制》听党的话，是按党的要求去做的。真的，那时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党。那时我喜爱读《民主与法制》，因为她是刺向邪恶的一把利剑，是我们老百姓的保护神。眼前这个稿子就是我当时读了某期《民主与法制》后写的读后感。但当时这个稿子给没给杂志社邮去我记不得了。这个稿子夹在书里静静地躺了30多年后又进入我的视线……让我又想起《民主与法制》这位良师益友。稿子是这样写的：
《民主与法制》杂志社：
我怀着沉重地心情读了李可同学写给《人民日报》社群工部的信，同时一个字不漏地读完了《人民日报》社群工部和中共集贤县委关于李可同学的通信，还有贵刊评论员写的《都要象这样关心人民》一文。
怜悯、钦佩、同情。李可的遭遇让人感到周身绞痛，一个18岁的女青年集于一身的压力已经不知超出本身所能承重的多少倍!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她学习进取的精神非但没有泯灭而且是灼且更炽，无情的病魔奈何不了她坚定的意志，面对“人魔”所导演的世俗闹剧，她敢于向全社会呐喊。
她从小就失去了母爱，但是伟大的祖国——母亲的慈爱在幼小心灵里扎下了根，她心里充满了爱。也灌满了恨，她恨那些吮乳负娘给祖国母亲脸上抹黑、有辱“家风”的败家子们。
那些给小人物以冷待，对群众的申诉置之不理拒之门外的权贵们，听到小人物沉雷般的吼声，一定会颤抖吧?!
令人欣慰的是党没看不起这个小人物，母亲——祖国没有抛弃这个久病呻吟中的女儿，《人民日报》、《民主与法制》和中共集贤县委把党的温暖送到了李可同学的心坎上，让广大读者感到欣慰。
党啊，您不只是挽救了李可同学和瘫痪姑娘史媛，您的光辉将给予全社会温暖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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