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们在纪念日的表演

　　和装傻充愣的公知不同，一部分公知普心未泯，晓得要践行普世价值，多少还是要做一点普世的事。公知们可以逢五逢十、连篇累牍地纪念美国的9.11，又可以在开国领袖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候王顾左右，那普世价值岂不成了狗皮膏药？他们不愿意提四十周年这个事，又要面子上能挂得住，多少弄一点普世的东西装装门面，怎么办呢？那就是在报纸第九版，发篇文章应景。兄弟就看过一家报纸的应景文章，是讲毛泽东怎样看待自己的著作的。这部分公知拿捏的也很精准：你说有四十周年这个事吧，没有。这说的是毛泽东如何看待自己的著作。你说没有四十周年这个事吧，也有。公知们九年不提毛泽东三个字，到第十年的某一天突然提了，承蒙他们的好意，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想来和四十周年这个事还是有关的。

　　公知真的敢写纪念文章吗？我们说，也敢，也不敢。说不敢，是说他们在公知圈只占少数，真写成了纪念文章，会惊呆小伙伴的，以后在圈里咋混？说敢，是说他们艺高人胆大，有戏说一切（不是打倒一切）的绝活。所谓戏说一切，说白了，是选择单个事实当全部事实。王长江那个大名鼎鼎的课件，堪称党建宏论，可里面也说过吃饭的事。如果按公知的套路，就可以说王大教授讲的不是党建，讲的是如何吃饭，因为这是事实。前面提到的公知文章，套路就是如此。这个公知说，毛泽东自认《矛盾论》没有《实践论》好，毛泽东对苏共高度评价《实践论》很在意，结论是，可能毛泽东自认《矛盾论》没有什么创新。这个公知选择的事实是不是真的呢？是真的，但是他不说主要事实。事实是什么呢？与《实践论》相比，毛主席只是不满意《矛盾论》太像哲学教科书，和创新不创新没有关系。苏共不但高度评价了《实践论》，也高度评价了《矛盾论》，称其为杰出的、深刻的、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卓越贡献。以苏共当时的用语习惯，这是比照斯大林的规格评价的。苏联哲学教科书（1959）讲矛盾的特殊性，多处引用了《矛盾论》的研究成果。这个公知是知道这些事实的，但他不说，他就想说《矛盾论》没什么创新。按戏说一切的套路，三言两语就把两论去了一半，的确潇洒，在圈子里也能交差。可是他们忘了，中国的工农大众有点特殊性，在前三十年就读过两论，甚至靠两论起家，建成了世界级的大庆油田。

　　红色的中国当然有红色的历史，有红色的纪念日。身在红色中国的公知，多数还在红色体制内。碰到红色的纪念日，或情愿，或不情愿；或装傻充愣，或戏说历史，总要表演一番。据我们看来，这些公知的表演简直就是灾难。每一次都装傻充愣，每一次都按一个套路戏说一番，还要戏说那么多的东西，看着都累。人民不死，陈胜吴广永存。这是历史的真理。我们奉劝那些头顶磨盘表演的公知们能记住这条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