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给我发来几张照片，是广西龙州烈士陵园的一些墓碑。殷红的大理石墓碑，略显褪色。最上角正中，刻着一颗五角星。其下一行，用大字刻了烈士的名字。再下面用了四到五行小字，刻了烈士籍贯，入伍年月，政治面貌，部队番号，牺牲时间，立功名称。最右上角，有的有烈士的瓷质照片。
墓碑记载：朱杏棠烈士，广东省五华县转水镇练溪洞村人，1979年1月入伍，共青团员，53259部队6连战士，同年2月23日牺牲，终年20岁，追记三等功;邱衍希烈士， 广东省大埔县东乡拓林村人,1979年1月入伍,53259部队4连战士,同年2月21日牺牲,终年19岁;黎运交烈士，广东省阳春县人,1979年1月入伍，共青团员，53257部队特务连战士,1979年2月17日牺牲,终年21岁，立三等功;冼远威烈士，广东省信宜安莪镇松山村人，1979年1月入伍，共青团员，53257部队1机连战士，同年2月17日牺牲，终年22岁，立三等功一次;范启湖烈士，广东省阳春县圭岗镇同心塘村人，1979年1月入伍，共青团员，53259部队6连战士，同年2月21日牺牲，终年21岁，立三等功一次;张建伟烈士，河北省盐山县常金乡张仁庄村人，1971年1月入伍，共青团员，53245部队特务连战士，同年2月18日牺牲，终年20岁，立三等功一次;陈德华烈士，黑龙江省呼兰县人，1979年1月入伍，共青团员，53252部队2连战士，同年2月18日牺牲，终年20岁...
我们注意到，这些年轻的战士，均牺牲于1979年，从入伍到牺牲，不到两个月。查了一下资料，他们属于42军，均牺牲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继续查找资料发现，像这样的烈士，不在少数，广西和云南数个烈士陵园，都有这样的记载，例如广西靖西烈士陵园。
不同于龙州牺牲战士分布各地，靖西烈士陵园则主要是广西人。记载有：黄超和烈士 ，广西玉林市人，1979年1月入伍，54481部队战士，1979年2月牺牲，终年20岁;王如虎烈士 ，广西隆林县人，1979年1月入伍，53046部队73分队战士，1979年2月牺牲，终年19岁。追认为共青团员。立三等功;黄善师烈士 ，广西隆林县人，1979年1月入伍，53048部队61分队战士，1979年2月牺牲，终年19岁，共青团员，立三等功;黎少新烈士 ，广西贺县人，1979年1月入伍，53048部队84分队战士，1979年2月牺牲，终年19岁，追认为共青团员。立三等功;韦孝年烈士，广西百色市人，1979年1月入伍，53015部队战士，1979年2月牺牲，终年21岁，共青团员，立三等功...数量众多，不一一列举。
广西凭祥南山烈士陵园，这一类烈士则主要是广东人。如蔡庭亮烈士，广东省台山县水步镇茅莲区人，1979年1月入伍，53571部队战士，1979年2月22日牺牲，终年20岁，追记三等功;陈炳坤烈士，广东省增城县仙村乡上境村人，1979年入伍，中共党员，53570部队战士.1979年3月牺牲，终年21岁，追记三等功...数量众多，不一一列举，愧对烈士。
另外如广西匠止、云南河口水头、屏边、文山州等烈士陵园，都记载有这样一入伍即战死的情况，触目惊心。
我们知道，1979年这一次战争，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它是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爆发在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越南在苏联支持下，企图“统一”老挝和柬埔寨，组成一个领土约65万平方公里的大越南，对中国构成战略威胁。柬埔寨和老挝，历史上和越南没有关系。但近代都为法国殖民地，这是越南要组建大越南国的理论基础。中国无奈出兵。
这些战士紧急入伍的1979年1月1日，也是中美建交的日子。战争期间的1月29日~2月5日，邓副总理访美。因此，对越自卫反击战，可称改革开放的奠基之战。此战等同中国表明态度，西方援助自此源源不绝而来。此战以中国主动撤出越南告终，随后中、越双方各自宣布战胜。
来自百度百科“对越自卫反击战”词条，则把中国战胜的原因第一条归结为：“1.文革十年，战力受到严重损毁。
此战暴露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历经文革十年后，战力受到严重损毁的种种问题。红而不专造成熟悉马、列政治教条的指战员领导专业军人，军阶制在文革期间被废除又导致军队在战场上不能层层领导乱成一团。邓小平借此机会，于此战后大刀阔斧改造军队。使我军建军思想得以拨乱反正，从政治运动时期一味强调人的精神力量第一，转到了并重的正常轨道，中越之战告诉中国军人，光不怕死并不能战胜敌人，精神原子弹炸不死人，正规化建设应当包括优秀的训练素质，出色的指挥艺术，精良的装备。应该感谢越军，它就好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影子，跟自己的影子作战是痛苦的，但只有从影子身上才能更好的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短处，明白提升的必要。”
一份对《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的采访显示：“据李存葆老师介绍，文革时期，部队也受到冲击，兵工厂生产质量下降，武器低劣，结果在战场上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们都知道，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但是媒体习惯于把这次战争的“胜利”，归“罪”于文革，稍显奇怪。归罪于文革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革出来的部队红而不专，二是文革期间的武器装备低劣。
我们先说红而不专的问题。但首先要问一句，是谁把刚入伍的年轻人派上战场，为什么把他们派上战场?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不是个人就可以上战场，而是要接受非常严酷的培训。朝鲜战争期间，也有临时征兵的情况。当时是战争年代，很多人二次入伍，派往朝鲜。查了一下，志愿军有暂训师，新兵最短的培训期是三个月，不知确否。
79年，和平很长时间了。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和平年代的新兵，一个月只能学会叠被子，二个月只能学会走正步。从牺牲烈士的年龄看，他们不存在二次入伍的情况。那么79年1月入伍的这批战士，显然是没有充足的时间得到培训的，甚至一些北方来的士兵，连南方炎热的气候都适应不了，为什么敢派往战场呢?
仔细想了一下，文革期间，战备并没有废止，各地民兵定期组织打靶等训练，也有一些简单的方案演练，比如预防台湾反攻大陆。当时农村和一些单位，都有大批的枪械下发，以供训练之用。所以地方青年，军事化训练已经有一段时间。恐怕这才是有人敢把一入伍的战士，送上战场的原因。如果不这样，简直是赤裸裸的谋杀。
我们再说第二个问题，文革期间的武器装备质量到底如何。我们首先问一句，中国凭什么打赢对越自卫反击战?
当时的越南，号称第三军事强国。虽是夸大之辞，但也能看出越南对自己战斗力的自信。越南正走在“统一”的军事行动中，客观的说，越南战士对战争的适应程度，不是当时处于和平年代的中国军人可比的。
自卫反击战战场上，我军最出彩的兵种，是炮兵。越南士兵哀叹道：“越南炮一响，中国炮称王!”说中国炮兵不怕越南炮兵打炮，而怕他们不打。只要越南炮兵一发炮暴露位置，我军炮兵瞬间可以对敌军阵地形成毁灭性打击。有资料显示，中国48个炮兵团，造成越军10万人以上的死伤，优势无以复加。
自卫反击战战场上，文革期间列装的一批新式武器，首次投入战场，如59式中型坦克、62式轻型坦克等，显示了很好的适应性。可惜的是，坦克部队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战果，资料显示，由于指挥和战术不当，加上对地形不熟悉，作战第一天，战损坦克达总战损数的52%，第二天15%，第三天13%，第四天7%，4天累计达87%。这肯定为文革始料不及。
地方青年一入伍就能上战场，显然不是红而不专;坦克和炮兵的差距，显然不是李存葆老师说的生产质量低劣。
中越战争，直到1990年2月13日最后一次战斗后，边界线才基本归于平静。此时离最初的战事，已经过去十几年，越南还是那个越南。不久苏联解体，中越逐渐回到谈判桌上。中越战争的结束，不是由于离文革远了，而是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同样，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不能因为和文革近了，而归“罪”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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