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长征》(修订版)第304页至305页有这样一段：“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二十个人，与会者伍修权的回忆是：‘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是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
伍修权的回忆没有看过，如果王树增引述无误，那么老伍一定错了一个字，“选”。既然是“选为XX”，一定有一个选举程序，有一个投票过程。这个投票过程可能是写好了投到投票箱里，有可能是举手，有可能是鼓掌通过，也有可能是高喊“同意”，但不管什么形式，一定有一个过程。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召开的，历史评价是“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当时四十多万国民党军把三万红军围在了一个几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稍有差池即全军覆没，在如此危急的关头，党中央秘书长的位置大概还不如一个尖刀连的连长重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向党要权，看上的是周恩来的总政委位子，而对张闻天的总负责不屑一顾。总负责的位子尚且如此不重要，何况一个区区秘书长?因此，参加遵义会议的这些人不可能还有心思“选举”一个无足轻重的秘书长。所以，小平同志担任秘书长，如果说是“任命为”可能更合适。
《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353页至354页：
“到遵义会议前，1935年1月初，父亲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并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父亲之所以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是因为在到达遵义前，绝大多数军内和党内的高级干部已对‘左’倾错误领导强烈不满，毛泽东被排斥领导的状况开始改变。那时有很多的高级干部频繁地到毛泽东那里，向他反映情况，与他交换意见。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影响已日益增大。
“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后，在他的影响下，中央任命了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险境之中。
“第二次是在长征面临重大转折之前。
“就任中央秘书长不久，父亲旋即参加了遵义会议。
“……父亲没有在会上发言，但他毫无疑问地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
邓榕的回忆是“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任命的时间虽然比伍修权的说法提前了一点儿，但是“任命”一说应该更合理。邓榕的说法应该直接来自邓小平本人，遵义会议时小平同志刚过30岁，记忆应该很准确，况且如此重要的一件事，肯定不会记错，如果是在遵义会议上“选为”中央秘书长，小平同志不可能记成遵义会议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386页关于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是这样说的：“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这个“以及”说明，小平同志在遵义会议前就担任了秘书长，而不是老伍所说的“选为”。
伍修权是遵义会议当事人，他的回忆是第一手历史资料，但是，这个细节不合理。邓榕的书虽然不是第一手资料，但是比伍修权的回忆合理。当然，伍修权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有些不准确也是难免的。所以，我们看当事人的回忆，不能他说什么就信什么，要根据合理性原则进行判断。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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