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一直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每次观之，都有不同的感想。文明冲突论大而化之的提出了西方文明一说，让人感觉不伦不类，把东正教从西方文明中剔除，也足见其用心良苦。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没有被列入现代文明当中，也让人感到此说难以服众。文明是一种生活形态，在本质上是共通的。冲突的只是文明的外壳，而人就纠结于此罢了。
我相信一定的宗教诞生是适应于一定的经济要求的。犹太教有着很强烈的身份认同，让信教的人拥有共同的人文记忆，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祖宗崇拜。布罗代尔就写到，在十六世纪的地中海沿岸，在寒冷的冬季，在星期六那天，犹太人的烟囱里是不冒火星的。所以，历经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犹太人仍然屹立不倒。我相信共济会的存在，这符合犹太人的特点，他们持久进行着自身的血脉更替。
赎罪是基督教的密码，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着基督教的经济属性。在基督教的天地里，人也是一种商品，能够被买卖。罪恶也是一种商品，能够被消费。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一种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屠刀的传教行为。行为的落脚点就是到教堂赎罪，而最好的赎罪方式就是金钱。所以慈善成为最大的生意，是免税的，由此又生出多少罪恶。欧洲的生存条件是恶劣的，大森林里的强盗朝不保夕的生活，只有上帝能给他们一丝安慰。
伊斯兰教是属于游牧部落的宗教。当匈奴、蒙古人等单一民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时，时代呼唤新的部落联盟的诞生，而伊斯兰教正是在这种氛围下诞生了。它的传教过程和基督教有些类似，开始时就是通过战争打败其他民族，在要么死亡，要么信教的威胁下，伊斯兰教传遍了世界。但它能够在亚洲、非洲扎下根来，还是跟它的兄弟属性分不开，天下的穷苦人都是兄弟，大家抱团取暖去迎接明天的太阳。这瓦解了印度、伊朗等专制国家的根基，这也让伊斯兰教拥有了最广泛的力量。
包纳四夷的中国是对中国历史的最经典的概括，大禹治水是中国国家史最唯美的书写。中国中国之所以成为文明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就在于中国有系统的治水方略，而治水的前提也在于对天文的掌握，儒也就应运而生了，并逐渐发展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儒教。儒教给了中国人一套伦理秩序，但关照不了人的内心。中国人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导致儒学的玄学化，老子的道变成了牛鼻子老道，但这更多的属于皇帝的道，与普通老百姓绝缘，而佛教适时的填补了这个空虚。
佛教讲求四大皆空，但没有经济实力的国家难以承受其重，毕竟要养活如此多的不劳动者是一大负担。所以佛教在它的诞生地印度步履维艰，并被印度教后来居上。佛教认为天下人都可成佛，而印度教则固守种姓学说，两者都有轮回，但两种轮回又大异其趣，关键还在经济基础。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是大动乱时代，但也是经济革新时代，佛教就在人民的离丧之苦下在中国兴旺发达。“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经济发达的南朝也终将被北朝取代。
在中国最繁荣昌盛的唐朝，佛教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社会中太多的人出家，太多的人不从事生产，也必将导致王朝的崩溃。佛教带来的土地兼并，高利贷的发展，都严重重创了中国这个农业国。佛教的六道轮回学说，模糊了儒家本已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价值观，最终的恶果都在悲催的大宋朝生发了。儒教在此冲击下开始了改革，出现了程朱理学，要存天理，灭人欲。失去了天行健精神的儒家官僚们，在四夷的围攻下节节败退，从此不再有中国。
到了明朝，则是道家的天下。在勤勉皇帝朱元璋的表率下，明朝的儿皇帝们生活是真的苦。靖难之役的发生也让大明的统治者精神错乱。内阁制取代了宰相制，皇权在达到顶峰的同时，也将自己关进了紫禁城的小黑屋中。就如同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般，明朝皇帝也有苦恼，底下的人会随意歪曲皇帝的旨意，自行其是。伟大的嘉靖皇帝就想到了道家的青词，让底下的大臣去猜皇帝的心意。永远保持神秘感，皇位就永远稳固。可惜崇祯没掌握这套不二法门，他也失去了江山。
至于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日本文明，也不过是历史的玩笑。日本的形势和中国本不相同，没有发达的农业文明，就遑论建立儒家体制，所以就剩下虚有其表的天皇体制了。历史不断向前，天皇一直悲剧。没有了天皇，也自然难有与之匹配的道教。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为其带去了佛教，但不是给了他们和平，而是激起了他们掠夺的欲望。想要雄伟的佛寺，不能自己建，只能学会抢了。中国的唐装也被改良成和服，这些是人性的自我压抑，总有爆发的一天。日本的国情确实与远古的欧洲类似，所以他们才能那样从容地脱亚入欧，并锻造出神道教那样邪门的宗教，给中国带去最深的苦难。
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有它适宜的土壤，如果强行在不适宜的土壤上开花结果，就会带来文明杯具。我认为的文明冲突也是这样，列强们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天然存在方式，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重构世界，从而让整个人类苦不堪言，这才是文明冲突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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