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老先生一个以仇报恩一个以恩报仇 先說这位以仇保恩、人称汉语拼音之父——也有人說是汉语拼音方案制订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的周有光老先生。他今年110岁，比我先生了二十多年，称他一声老先生是应该的。前不久，有一电视台问他长寿之方。他說了三点：一是合理的 营养、二是为人处世的宽容的心态、三是因祸得福，“文革”时期让他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从而治好了他长期以来的严重的失眠症。当今不少人都对长寿感兴趣，下面就来谈谈他的这三条长寿之法： 关于合理的营养，他有足够的条件，可以爱这么合理就合理的养。这是相当一部分人在时间或经济上是无法做到的。 关于他有处世为人的宽容心态，这是他在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了。新中国没有怎么得罪过他，只是在1969年让他到由所在单位在宁夏办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那时周已年逾60，为照顾一些老年知识分子，周等还被提前上调回京。再有在“文革”期间，单位里的一些人骂过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就是这些事，他哪是什么心胸宽容，完全是个鸡肠小肚之人！在香港一媒体访问他时，他对我们的开国领袖几乎以漫骂的口气全面否定。他认为当今的中国要发展，只有让共产党下台。如今互联网高度发达，只要到网上一查，人们是不难找到他的这些恶毒之言。由此看来，他在以往被人骂过“反动学术权威”，这是并不为过的！ 至于到“五七”干校劳动一事，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孔圣人就对学人们說过，去乡间地头，勤其四肢、辨分五谷，这对修身养性、服务社稷必有好处。“文革”期间，我右手腕患了严重的腱鞘炎。那时的各行研究人员，书写的工作量很大，而我每次只要写上三四行字，手腕处就隐痛难忍！至今我仍清楚记得，有一次气得我把新买不久的一支虽粗壮但耐用的“关勒敏”金笔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到医院打上一针“封闭”，也只能管用一二天。今后怎么办呢！正当我一筹莫展之时，轮到我去农村“拉炼”半个月。回来后，当我再拿起笔时，奇迹发生了！居然几个小时写下来，竟然相安无事，且至今再也没有复发过。现在想来，其中道理就在：每天背上背包，双手下垂不停地前后来回摆动，在乡间小路上走上二三个小时，手腕处的血液流动也就变得畅通。如此半个月下来，此病自然就不治而愈！所以我常想，幸好让我参加了那次“拉炼”！在此还要多說上一句：那乡间地头的清鲜空气，那早、晚迷人的田园风光，是在当今的健身房里享受不到的！ 据不少医书上說，人之严重失眠，严重地影响着一个人的健康。所以說，周有光还真要感谢那次让他到“五七”干校劳动，从而治好了他的长期以来的严重的失眠症，才让他能有今日之长寿。而周本人却骂骂咧咧地看作是一种天降大祸，所以說，这是一个以仇报恩之人。 說完了以仇保恩的人，不免让人想起了一个以恩报仇的人——他就是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有企业职工代言人之称的蒋一苇老先生。蒋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份科技刊物《科学技术通讯》的主编，并为我国机械工人编写过多份教材。国企改革时，他提出的TQC（全面质量管理），迅速推广至全国各地，为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功不可没！ 蒋老先生于1959年被那时的“领导阶级”领导的时代错划成漏网右派，受开除党籍、降职降薪处分。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他是力主要对国企进行改革的，并创新提出了“职工主体论”等一整套国企改革理论。然而，当国企改革走上“仔卖爷田不心痛”的邪路，而在短时间内造成大批职工下岗、待岗，引发社会动蕩时，他却不计那时的“领导阶级”的前嫌，以恩保仇，当即站出来大声疾呼：企业改革必修确立职工的主体地位，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的企业中，应当使职工真正拥有当家作主的责、权、利。他不信企业一改制姓“私”就灵，他曾要求给他一块试验田（一个工厂），以一比高低！但老先生提出的这些都是不符当时的潮向之举。老先生闷闷不乐，于1993年病逝。 是什么原因让两位老先生一个以仇报恩，而一个却以恩报仇呢？现在不說什么阶级了，也不提什么斗争了，不过，现实让人不得不从这条道上去考虑： 周有光出身于江南一大户人家，1923年入上海由美国人办的圣约翰大学。据說，一学期的学费高达200多元大洋（银元）。毕业后， 任教上海光华大学，并在银行兼职。抗战爆发后，任国民政府经济部一个局的重庆办事处副主任。抗战胜利后，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工作。解放后，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国家文字改革委等单位任职。据說，时至今日，每当他生日，还总要用洋文唱他那时的圣约翰大学的校歌。所以在周的眼里，除了那些洋大人之外，就目中无人了，其嘴里吐不出什么象牙来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据一香港媒体称：周对原苏联领导人叶利钦、去了台湾的胡适，以及我国上上届政府中力主高薪养廉的那位行政一把手，倒是全面肯定的。不知我国那位前领导人，听了周对自己的褒奖，是高兴？或是脸红？还是尴尬？ 蒋一苇老先生就不同了，他生于武汉一贫困人家。父亲是一小职员，薪金少，且常失业，家中生活常靠亲友接济。1938年蒋先生考入公费的航空机械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空军当机械士。因不满国民党当局的统治，1941年冒着被通缉的危险脱离国民党空军，后化名入广西大学数理系深造。1944年始参加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青运工作。1949年调京创办新中国第一份科技刊物《科学技术通讯》。 出身贫困家庭的蒋老先生，一是他深知平民百姓的生活的不易，与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二是他的为人处世真真切切地有着一个宽广的胸怀，所以，当他看到在国企改革中昔日的“领导阶级”利益受损，也就不计前嫌，挺身而出，以恩报仇，为广大企业工人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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