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佳节，也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时候。不仅有新衣服穿，还因为亲戚朋友们会给压岁钱。但现在，不少人表示，这压岁钱已经逐渐变成了“压力钱”，过一个年，压岁钱的支出，甚至要占到一两个月的工资。对于工薪阶层来说，确实难以承受，原本一个团团圆圆、热热闹闹的新春佳节，也被这无形的压力压得变了味儿。
尚记得我们80后的孩提时期，过年欢欢喜喜，亲戚朋友见个面给个压岁红包，大家开心，也不见媒体报道啥“压岁变压力”之事。但最近几年，确实逐年听到“压力钱”的事儿多了起来，这是为何那?(我们下面讨论的压岁钱，都是正常的亲戚朋友之间走动往来所互相赠送的，那些以“压岁钱”名义搞腐败的，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孩子的压岁钱的最终来源，自然是给出压岁钱的亲戚朋友的工资收入。 工资收入的水平，虽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压岁钱的数额，但工资收入并不是制约压岁钱数额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如果压岁钱数额仅仅由自身收入水平来决定，也就不会有“压力钱”这样的情况产生了。新春佳节的走亲访友，是人类社交行为的一部分，社交行为遵循着人类的文化传统、社交规则。因此，人情世故的规则，才是决定压岁钱数额的决定性因素。当然，社交规则不可能脱离社会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但是和大众收入水平，确实没有很强的关联关系。因此，在给压岁钱的时候，才有“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产生，就是为了符合社交的规则，而被迫以脱离自身工资收入水平的数额给出压岁钱。也正因为此，压岁钱就变成了“压力钱”。
而孩子拿到的压岁钱，既然是来源于亲戚朋友，属于新春佳节走亲访友的社交活动的一部分。其数额自然需要符合一定的社交规则：太少了拿不出手;太多了不但难以负担，同样也并不方便拿出手。而这个不多不少的“标准”，属于人们在社交活动中形成的默认规则，并没有成文规定，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其数额，基本上和一定社会发展水平下，大众的预期消费水平相当。也就是说，孩子能拿到的压岁钱的数额，如果用大数据来统计，会呈现一个典型的正态分布，其平均数可以作为一定时期的社会消费水平的参考指标。
所以，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压岁钱逐渐变为“压力钱”的原因，在于普通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社会消费水平的逐渐偏离。社会消费水平的逐年上升(在压岁钱上来看，就是压岁钱的数额逐年上升)，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并没有同比增加。虽然在数值上，现在劳动者的收入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劳动者收入的几十倍，但社会消费水平已是当时的几百倍。就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消费的对比来看，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除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获得了一定增长以外，一直是稳步下降。这也和广大劳动者的切身感受相符合，是确实反映了客观事实的。正因为广大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一直稳步下降，所以各种在以前并不是压力的支出，逐渐的都显露出了峥嵘的面目。
压岁钱从笔者孩提时代的新年点缀，发展成如今的压力山大，其实展现的是几十年来，中国普通劳动人民，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的短暂的收入提升阶段，转变为逐渐的收入逐年降低，贫富分化逐年扩大，受剥削程度逐年加重的过程。而这个变化的形成、发展的过程，和国民经济领域“国退民进”的私有化逐渐加深的进程，经济建设理论界由自由市场理论逐渐把持中国经济建设话语权的历程高度吻合。
压岁钱逐渐变成了“压力钱”，这只是我国当今存在的社会问题中，被暴露出的冰山一角而已，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一叶而知秋，由这一个小问题折射出的国民经济领域和经济学理论界的问题，是涉及到人民生活能否持续进步，广大劳动人民能否分享到改革红利，“共同富裕”的目标能否实现，甚至是我国的人民政权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等等重大问题的关键。
希望我国国民经济能重新走上公有制、“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切切实实的提升劳动人民的收入水平，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数字上的进步。压岁钱不再是劳动人民的“压力钱”，而是真正成为新春佳节的一份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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