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白劳的那片林子真的要砍吗？
杨白劳辛苦30年，终于在荒山下种出一片树林。林中的大树基本都已成材，杨白劳喜上眉梢，指望这片树林能使自己过上好日子。可就在这时，这片树林被黄世仁看到了，他想据为己有。他命令穆仁智带人去伐树，遭到杨白劳的拼命抵抗，同时，也遭到当地村民的一致谴责，只好灰溜溜地跑了。但黄世仁不死心，总想着那一大片树林，那么多木材，可以做成多少实木地板卖钱啊！这时，穆仁智给黄世仁献上一计，悄悄往树林里放上吃树的害虫，这些虫子很快吃光了一树的叶子，许多树木开始枯死。
穆仁智一看时机到了，立即在村里到处造谣，说杨白劳树林里闹的虫子很快就会跑到其他村民的树林里，甚至还会爬到所有的稻田里，吃光整个村子的树和庄稼。那种虫子是因为杨白劳所种的树种自带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砍光树林，才能彻底“根治”。一些村民不明就里，信以为真，都来劝说杨白劳砍树，迫于层层压力，杨白劳只好把树全砍了，背井离乡，外出打工。黄世仁没费吹灰之力，不仅弄到了那些树，还顺带着白捡了一块地，开发成农家乐别墅，又狠赚了一笔。
这个故事里，穆仁智向村民“揭秘”杨白劳家树林里有虫，确实是真的，不少村民路过那里确实看到。虫子不灭，将会往其它地方扩张也是常识，因此，有人提出灭虫，很能赢得共鸣。这就是杨白劳再次被逼离乡背井的根源。但他致死也不会知道，那些虫子居然即使那个“反虫好心人”穆仁智放的。
下面我想来说说张维迎。因为这位改革精英最近忽然表示，要横枪跃马，赤膊上阵，与腐败决一死战。而张大教授比其他反腐英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跟腐败本身直接过招，而要釜底抽薪，铲除“腐败之源”。据张大教授说这个“腐败之源”就是中国政府，是中国政府的管制。他罗列了中国政府如下罪状：1、利用垄断特权谋求所有者利益。2、管制造成大量成本：为了得到你的批准，我必须贿赂你。3、管制导致巨大的反腐败成本。 4、管制导致信誉丧失和税收流失。5、管制越多，腐败越多。6、管制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 7、管制与腐败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关系。8、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
他的“理论”是：腐败源于政府管制。要彻底反腐败就必须取消政府管制，“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
假如张维迎先生从来就是对腐败深恶痛绝势不两立，那么，我们该为他的反腐败精神点个赞。可就是这位当下的“反腐败”英雄，曾红口白牙地表示：“腐败有利于经济增长”、“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经理人员吃喝嫖赌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种形式。它有负面效应，但积极作用更多。”“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往树林里放虫的是穆仁智，鼓动把树林全部砍掉的也是穆仁智，这大约就是近些年张维迎这帮“精英”的真嘴脸了。他为了把全民经济搞垮，把国企资产搞到“黄世仁”们的手里，凭空发明了“吐痰论”、“冰棒论”，先是鼓动全社会往国企身上吐痰，说国企垄断养懒人吃白饭，而后又扬言国企产权不明，会像冰棒一样化掉，总之，这片林子早砍比晚砍好，早卖逼晚卖好。
国企在他们的鼓动下基本搞光了，现在，他们要向最后的堡垒发起总攻。于是，专制、管制的恶名，被他们如期安到党的头上，政府的头上。
张维迎就是穆仁智，他们一边放虫子，一边夸大虫子的危害，还恶毒地诬陷树林里长虫是因为树的品种问题，闭口不提治虫的正确方法（实际上，放置啄木鸟、喷洒农药，都可以有效制止虫害），却论证出这片树林必须连根砍掉。这就是精英们的“顶层设计”！
张维迎的反专制反管制，无非就是在执行他的主子杜勒斯的“十项训诫”：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地对他们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我们的商业机构和人员，都绝不能以占据了商业市场为最后目的。因为商业市场会转眼就失去的，如果我们没有占领政治市场的话。
他是要把中国的“政治市场”搞到黄世仁的家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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