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体验不属于我们的时代，可我们所处的时代给予我们的体验是薄如纸币的。纸币的一面是伟大的胸怀江山的肖像，而另一面就是跪拜这张纸币的蝼蚁一样的我们。虽然说历史未必高尚，但今天的我们却何以如此不堪地卑贱?
在古希腊，钱是从城邦公民标识牌演化而来，这也就有理由相信政治与经济开始了苟且。有了货币，统治变得更加容易了。有钱便可以持久而广泛地操纵他人。表面上，经济对政治似乎有些霸道，实质是政治狡猾地利用了经济。经济学家们一再骄傲地说，货币的发明扩大了市场的交易范围，它将更广大地域的买卖双方耦合在了一起。其实，同一种货币可以使用的范围便成了一个国家，这是所有政治努力的边界。
农耕经济是地盘性经济，人们像植物一样生长在自己的土地上。对他们最简易的统治就是让他们信仰神的存在。在过去很多世纪里，统治者利用宗教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给众生预定一个“原罪”，他们就有了去受奴役的甘心。不过，田园牧歌、社群温情还是依然让人类活出了故事和意义。
从人类可能经历的时间长度来说，这些世纪只是短暂的“好时光”。在中世纪早期的图解里，金钱类于粪土。教会在抵制“金钱产生金钱”的高利贷活动中，却阴险又错误地让犹太人去从事这种被禁止的经济活动而承受“永恒的诅咒”。欧洲的犹太人本也是农者与手工业者，但教会却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他们被迫去做金钱交易。这种“最不体面的”“犹太”资本主义持续了很长时间。
斯密的出场改变了这些，尤其改变了社会的性格。政治哲学家成为“帝师”是知识分子最古老的构想。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苏格兰的斯密做到了这一点，如今东方世界也把他奉为祖师了。据说基督因为担心信徒膜拜“肖像”而没有“露脸”，结果他却成了神力无边的上帝。斯密把市场喻为“看不见的手”，相似的效果就是一切看得见的东西都没法与它“过招”。他成功地用“价值”“生产”“浪费”等一套概念把人世间的丑恶装潢一新。行为者的动机与其行为的最终结果之间的鸿沟也被他用“看不见的手”抹平了。
更为重要的是，斯密把人类的各种情绪——自私、自爱、骄傲、虚荣、理性、激情等等——一并“打包”成可预测、可计算的利益或好处。简而言之，人在金钱面前可以跪倒了。金钱成了所有人的行为向导。随后的经济学进一步把人改造成一个“效用最大化”的计算机器。人成了“单面人”，本应有的精神品质都蜷缩在钱眼里面了。所谓竞争实际上是被经济学家伪装了的“攻击与欺骗”，财富也随之积聚到少数人手里。
苏格拉底说过：人越是看重赚钱，就越是轻视美德。经济学严重破坏了人的品格，但是，这种残破的人格刚好适于被政治玩弄。人们要塑造一个生活化的社会变得极其困难了。过去300年间，几乎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退出江湖。什么时候能够复兴多数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曲折有关。因为它们只是帮凶或是帮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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